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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go newsmarks 12/27/2008

十二月 27, 2008
  • tags: z知识分子立场, d电子政务检验标准, x信息公开与民主, p批评

    • 为了使电子政务有它的坚实体制基础,就要把信息化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信息化起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
    • 美国太平洋委员会在一份关于发展中国家电子政务建设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电子技术只是一个工具,改革才是实质”。这一论断对我们也是完全适用的
    • 根据一般的理解,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主要的是做到两条,一条是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另一条是建立法治。这就是说,立法要有公众的参与,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民主和法治的首要前提,就是保证公共信息的透明性。因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诸种权利中,基础的权利就是知情权。而要建立法治,首先要做到的是法规具有透明性。
    • 目前国外学术界正在讨论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机会,扩大公众对治理过程的参与,使间接民主更多地融入直接民主的因素,例如信息化的发展使大众对立法过程的参与扩大,有可能使大众获得更多的法律和其他议案创议权
    • 在当前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时,必须注意把它和扩大民主、促进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建立法治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
  • tags: g官方媒体, x新闻综述,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q群体事件公开, z灾害事故公开, z重大知情权事件, y隐瞒

    • 突如其来的灾难堪称对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救灾工作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2008年中国努力建设“透明政府”的一个缩影。
    • 2008年,从大地震到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从瓮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许多正反事例都证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政府妥善处置各类事件的“不二法宝”,更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推进器”
    • 财政预算决算、行政收费、政府采购、行政许可,无不涉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核心区域”
    •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以及征地拆迁、补助发放,无不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无不关系群众的生死安危
    •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发生当天,北京、上海、重庆、贵州、河南等地的政府部门,针对当地群众的疑虑和恐惧,及时发布信息稳人心、辟谣言。
    • 事实上,直到最近的11月21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等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灾后重建的各项数据,包括住房重建、救灾资金到位的情况,特别是过冬棉被的缺口仍有33万床。
    • 11月3日,重庆市主城区发生了大规模出租车停运事件。11月6日上午10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四楼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主城区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驾驶员和市民代表进行座谈。
    • 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襄汾溃坝事件、瓮安事件和四川广元“蛆柑”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部门或者故意隐瞒真实信息,或者听任谣言散布,终于尝到了忽视群众知情权的恶果。
    • 典型事例:律师郝劲松要求公布“华南虎照”的相关信息,广东深圳公民吴君亮要求市政府公开财政支出信息,辽宁沈阳律师温洪祥、安徽合肥章先生要求相关部门公开招待费信息……
    • 正是这些“好事者”点燃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把火”,触动了那些对信息公开神经麻木的人。为什么会有“好事者”,就是因为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公民申请信息公开屡碰“玻璃门”,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公开信息不积极,走到了被公民“倒逼”的地步。而不积极的态度背后是什么?是“不宜”公开的既得利益:公车购置费、公款招待费、征地拆迁费……
    • 他(她)在上海地铁上捡到的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浙江温州、江西新余官员出国考察的路线图,更有江苏张家港一个“领导太太考察团”的相关信息。
  • tags: m美国, x新法律, f法规评论, f法律修改, j监督主体, ngo推动立法, w外国官方, y研究者, l律师参与

    • 华盛顿 — 在没有大事宣传的情况下,美国通过一项新法律,旨在提高美国联邦政府的透明度与公开度。
    • 专业新闻记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会长布鲁尔(Clint Brewer)对《美国参考》说:”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和一位纳税人,我对总统签署这项法案感到十分激动。我希望这是一个迹象,显示钟摆正摆回到美国政府更公开和更透明的方向。”
    • 多年来,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申请”未受到联邦机构的重视或遭到拖延”。他说,这项称为《2007年政府公开法》(Open Government Act of 2007) 的新法律,将使新闻记者以及公民在获取信息遇到问题时,不必诉诸昂贵的法律诉讼而”反抗”。
    • 公民根据《信息自由法》要求获得政府信息代表着”一种健康的民主”,也就是”人民质问政府。而这是言论自由的实质所在。 “
    • 今天的《政府公开法》对1966年的法律作了修改,为调解有关《信息自由法》的案子设立了”调查员”(ombudsman)。它还要求联邦机构对基于《信息自由法》提出的申请作出更为及时的回应,并规定出新程序,追踪对所提申请的处理进展情况,避免使申请陷入或丢失在联邦官僚的泥潭中。这项法案还扩大了”新媒体”(new media)的定义,把博客作者(bloggers)和非传统新闻记者都包括在内。
    • 另一名提案人为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尔尼(John Cornyn)。他说,在政府规模和职权范围日益扩大的时代,该法律使政界人士和官员必须尽职负责,并有助于加强民主和发扬美国建国时的理想,即人民的知情权。
    • 调查员办公室将设在美国国家档案及文件管理局(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在公民与联邦机构之间就获取信息发生问题时发挥调解作用
    • 调查员办公室将能针对联邦机构公开档案行动过慢或拒绝人们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要求的情况发挥重要作用。她说,那些没有经济能力因获取档案信息遇到问题而打官司的普通公民,如今可以求助于这个调查员办公室。
    • 阳光行动计划由十家新闻媒体联合组成,始于2005年,目标是确保联邦政府向公民负责。
      • researcher:
        Rick Blum, coordinator of the Sunshine in Government Initiative;

        Laurie Babinski, an associate for the Baker Hostetler law firm in Washington, which lobbied the U.S. Congress to pass the measure;

        Senator Patrick Leahy (Democrat of Vermont), a sponsor of the bill;

        Another sponsor, Senator John Cornyn (Republican of Texas); – post by foistudy

  • tags: g官方媒体, l立场转变, s实例, y舆情导向

    • 我们以200741日至71日在《人民日报》视点新闻版刊登的53篇《人民时评》文章为样本,从评论立场的角度,对这53篇文章进行初步分析,发现其中46篇持不同程度的监督、批评的立场,其余7篇则持中立或肯定的态度。
    • 从时机来看,其中33%集中在新闻事件形成舆论热点时;22%集中在国家政策、法规审议或公布及部委通知下发时;15%集中在重大节日、纪念日等时间节点时;还有11%集中在违纪违规事件查处时。
    • 从选题来看,涉及政府职能、信息公开、政府干预、政策执行、干部任免等各级政府管理问题的有20
    • 可见《人民时评》在选题时,以“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广大百姓普遍关注”等方面作为舆论监督的突破口
    • 涉及到了政府职能、政府决策、信息公开、政府干预、干部任免、官员问责等,如《人大审议传递的信息》一文,针对6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一事,所涉及的也正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话题。评论从一个侧面扭转了过去的观念:“媒体报道突发事件,不但不能帮忙,反而可能添乱;不但不利于抢险救灾,反而可能制造恐慌情绪,影响社会稳定”,提出了认识突发事件中媒体功能的新观念,即新闻媒体是“瞭望和监督的眼睛”,能有效监督“谎报瞒报、推脱责任、逃脱问责的行为”。
    • 综观近期的评论性舆论监督,可以发现其监督力度较之早前有所加强,如《乔洪事件追问政务公开》一文,直接点名副局级干部——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乔洪,提出了市场经济信息及时披露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挑战,追问政府对干部任免的公开性原则和群众对此的监督权利,该文起到了较大的警示作用,此事也为4月刚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树立了权威。
    • 党报特别是《人民日报》的舆论监督,其目的不在于为批评而批评,而是需要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现象作出更多、更权威的解读;监督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推动执政效果;解答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
    • 1.提倡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 2.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进一步加大和拓宽党报舆论监督的力度和范围。

      从相关法律法规来看,我国舆论监督的氛围正在加强。今年6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44日公布、20085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均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为打造透明政府、加强舆论监督上了坚实的保险。

    • 党报,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把自己的意见放到人民群众中,慎用自己的话语权,充分考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有利于实现各级党政机关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良性循环,对产生一批有质量、有影响,引起人民群众共鸣、获得党和政府肯定的监督报道
      • 如何应对群体性矛盾事件中“政府肯定”和“群众认同”之间的张力? – post by foistudy
  • tags: b半官方媒体, y舆情导向, y影响互联网舆论

    • 在此背景下,互联网舆情空前活跃,在网站、论坛、博客等空间,互联网公众对民生、政府管理、反腐败、社会道德等热点问题,如南方雪灾,拉萨骚乱,火炬传递,汶川地震等踊跃发表意见,所形成的舆论压力十分强大,甚至超过了报刊等传统媒体。互联网舆情业已经成为政府形象的“民间考核标准”。
    •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日益重视互联网舆情的影响力,并加强对互联网舆情进行汇集和分析,及时回应与疏导互联网舆论已成为了政府保持良好政府形象的重要工作内容。
    •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考察工作时候指出的“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 tags: f非官方媒体, p评论, b北京, f法学家立场, f法院救济, t统计数据

    • 自5月1日实施,截至9月初,仅北京市共有1080例公民申请政府公开信息。但是其中只有50.8%的人得到了满足,其中有17%被告知是不存在所需信息,23%被告知是不属于本机关掌握,还有约5%是直接被拒绝
    • 对于百姓要求公开的案件,法院多半是不受理,或者是受理后判原告败诉。老百姓初次尝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就遇到了障碍,这会起一个示范效应,下一次他便不会再相信法律和制度的效力。所以,司法的保护很重要,行政机关要支持司法机关公正、合理地审理这类刑事案件,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
    • 将来在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制定未来的《信息公开法》的时候,希望能够像十七大报告一样,把知情权写到法律里,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固定下来
  • tags: f法学家立场, 知识分子

    • “这就是王名扬,一个被台湾法学界称为“跨世纪、跨两岸、跨欧美、跨中西、跨学派、跨年龄”的行政法学泰斗;在这里人们接受王名扬高尚人格魅力的“洗礼”。王名扬早年留法,后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回国报效。但他历经苦难,在古稀之年才得以为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制建设工作。但从始至终他都未计较过个人的荣辱得失。近几十年来,法学成为显学,法学家成为社会名人,却少有人知道王名扬的名字,哪怕他是个公务员,早已熟悉什么是“越权原则”和“阳光政府”,哪怕他是个法官,早已熟悉什么是“行政救济”和“正当法律程序”,哪怕他是个普通百姓,早已熟悉什么是“行政诉讼”和“听证”,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将这些同一个叫王名扬的老人联系在一起,不知道,是这个老人充当了“普罗米修斯”,将行政法治的许多概念和精髓“盗”到中国。 ”(杨悦新,2006.12.25
    • 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先驱者与奠基人王名扬先生,2008年11月6日在北京的萧瑟秋风中离开了人世,时年九十二岁。先生学贯中西,见识精邃,度尽劫波仍潜心治学,不事权贵而心系国民,人格高耀,泽披后学。然而晚景凄凉,壮志未酬,徒令学人扼腕,痛切悼念。

      这一年,国人经受的创痛已累牍连篇,奈何大师亦接连辞世,5月王元化先生病逝10月瞿同祖先生病逝而今王名扬先生也西去。若论王名扬先生对今日的国家制度的贡献,想到他在利维坦吞噬一切的恶寒纪中怀揣火种,待冰川稍解时重传尊重公民权利的火把,想到他不抱怨际遇而将晚年精力倾囊付诸纸笔,滋养一批又一批构建制度以捍卫自由的学人,直至油尽灯枯……若想到这一切,他的离世谓之国殇,谓之北斗陨、泰山摧,并非夸张。而先生的学养之深厚,作品之精湛,泽披之深远,恰与他归国后人生的困窘、待遇的凉薄、研究资源的匮乏形成尖锐的对比,必令每个知情者——无论是受他身教抑或言传的学子,还是或直接或间接获益于他的普通公民(行政相对人)——念之如刺在心。许是受这个因素影响,法学学生与青年学者对王老的病逝尤其感伤,消息传来两日之内,凭吊与怀念的网志比比皆是,反衬着那则简陋的讣告(原文已从校方主页撤下,这里换上转载的链接,立此存照)。

      罗马法泰斗周枏先生逝世时,“为什么我们这时代不再有大师”的概叹犹然在耳,不久人们又为“世间已无王名扬”而感伤,这是多么令人不快的似曾相识——就像坐在候诊室中听见熟悉的牙钻声时,才后悔为什么上一次补牙后又没有好好爱护牙齿。法国人把法兰西制度和精神有杰出贡献者的墓棺迁入“先贤祠”,或树立义冢(晚近的一位是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的作者)。我不奢望,先生在他牵挂的祖国里能得到类似的待遇,但至少我希望,王老不会像比他稍早的那一代法学家那样,被遗忘30年。 可我还是担心,这样的遗忘不久便会发生。因为,年复一年,大家习惯了用直观的赞扬和雷同的叹息,打发心中隐约的郁闷和酸楚;大家都愿意自我安慰,随着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个体的作古,遗憾和错误已经完结,改革的“明天会更好”。能对制度改革施加影响的智识界精英,有时也会在纪念逝者的时候,将一个遭到不公待遇但坚忍自强的伟人,粉饰为一个超凡脱俗的完人,却避免触及扼杀德才兼备者的环境,偶尔还带着瑜亮情结,看轻逝者晚熟的果实。在我看来,这不啻是自欺欺人的纪念——为了逃避和忘却的纪念。

    • 作为一个在巴黎居住了六年的法律研究者,王名扬对于战后法国法治的起伏和学界的反思应已十分了解,不至于膜拜盲从;而归国后他所承受的那些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到的各种遭遇,无疑也会让他陷入对(苏式)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沉思。在那个无法执教法律而且不能发表异见的年代,他依然以学者的冷峻和理性,投入了对“第一手材料”的翻译中,译出了凯尔森的《共产主义法学原理论》(2004年才公开出版,根据1955年英文版译出)、铁托的《南斯拉夫的经济困难》(1963,根据法文版译出)。因此可以说,先生既不同于从一而终的革命理论家,也区别于隔岸观火的自由派学者,他亲身体验过不同的政治制度,更虚心学习、审问、慎思过不同的制度理论和政治理念,他的思维没有停滞过,他的使命感没有松懈过。
    • 制度终于在无法再坏的情况下得到了扭转。但大病初愈绝不等于元气恢复,更不等于所有致病的积习和诱因都已根除。何况,人们的遗传健忘症从未治愈,这更压抑了他们追根溯源的意愿和判断力。先生依然感受到改革中的大起大伏,也依然坚守着一个学者的常识和专业素养。对于“拨乱反正”后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学有什么症结,域外有那些传统应当引起国内学人关注,有哪些制度可以供改革者借鉴反省,他心如明镜,立场鲜明,著作的布局精心,语言却简明平实,不喜套话。从他著述的扼要自序中,可以捕捉到先生对国情的看法,以及对行政法研究意义的体认。
    • “我原来对《比较行政法》编写体制打算是:……最后一章是国家消亡。我所说的国家消亡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消灭国家也会消灭,并且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过列宁修改,变成俄国版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下,国家只会加强不会消亡。我所说的国家消亡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地球会变成一个地球村,国家没有存在的可能,国家消亡以后,不会再有比较行政法。”(《比较行政法·著者的话》,2006)
    • 王名扬的眼界和立言超越了传统的士子,更接近于今人理想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者,先生“学成文武艺”,并没有“货与帝王家”,学而优不仕;二者,先生精研公法,应当见识过权力的潜规则,深谙政治与学理同床异梦,却仍相信制度改良的可能,相信理论研究的价值,不在其位,却谋其政;三者,屡经改造打击,屡见“道之不行”,却不“乘桴浮于海”,其道一以贯之,守节有恒,诲人不倦。
    • 如果说文革是“天塌砸众人”责任说不清的话,那么文革之后,享受着更宽松的制度环境的法学院系,不会不了解大师的宝贵,不会没有责任公平分配研究资源,保证大师的正常待遇。然而,号称政府智囊、为改革开放提供设计方案的高等学府,“拨乱反正”三十年来却难以反观自省,研究和教学体制运行规则依旧是官场的一套,尤其是实行向上负责制,资源由非学术专业的人员分配,却又好大喜功,热衷自比世界一流大学。先生默默地走了,如果他的赍志而殁依然没有带来学人的反省和追问,没有带来体制的震动和改善,那么这将不再是先生一个人的悲剧。郁达夫曾在《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七十年后听来,仍不免令我辈神伤。
    • 先生归国后在研究条件大不如前的情况下治学的几个细节。第一个,是先生被贬到经贸学院教法语时,没有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出于育人的目的,他还专门编写了法语教材。(《比较行政法·应序》)第二个,是先生在“大跃进”时期发表过“反动言论”:“多快好省,要求又多又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两个东西不能结合。比如写科学论文,东抄抄,西抄抄,写十篇也没用;如写一篇有创造性的论文,这时就要取好的。”第三个,是先生在古稀之年,竟然学会了电脑,“起初是为了阅读资料,为了能到各大图书馆看看丰富的藏书,现在,则要吸收新知识、新思想,与时代同步”,为了“知道现在社会的发展情况”(我不清楚,古稀之年的学术名宿,有哪几位想到过浏览互联网更新知识)。第四个,是先生在《美国行政法》的前言中提到,除了亲身赴美收集第一手材料,他还到巴黎“利用法文资料作比较研究”。第五个,是先生到临终前,都想修订“三部曲”。
    • 为着先生不为人遗忘,为着上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我有几个天真的建议:

      一者,资金雄厚、有心社会公益的个人或组织(如律所)可斥资建立王名扬基金,投资收入一部分用来补助先生的家人,一部分用来设立“王名扬奖教金”、“奖研金”、“奖学金”,每年奖励为(公)法学的教学、研究默默耕耘、作出杰出贡献者,以及有志从事(公)法学教研的年轻学生。评审团由教学工作者、实务工作者和法科学生组成,由他们以多数比例审定评审规则。

      二者,校方及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可提供资金,由有相关经验和热诚的学人(如陈夏红等君)为先生立传。

      三者,有心的学者可根据先生在“三部曲”里定下的优秀研究框架,对相关领域进行跟踪与拓展研究。如能征得先生家人同意,定期扩充、再版“三部曲”,定是未来行政法学人的福音(法国的学术名著《行政法精要》由三代学者赓续,已出版至第16版)。

      四者,校方可请专人借出先生的博士论文,加以翻译出版。另可请专人在先生家人的监督下帮助清理先生的藏书,在保护原书的前提下可加以复印,作为珍贵的外国公法学术史资料入库供广大师生查阅。若先生对藏书有较多的眉批和读书笔记,更可考虑像整理陈寅恪先生的读史笔记那样,加以整理,结集出版。

  • tags: f非官方媒体, p评论, d党的方针, r人大代表立场, z知情权定位, z知情权人权化, z中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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