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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go newsmarks 09/22/2009

九月 22, 2009
  • tags: case汽车统计数据, t统计公开, p批评, r人大代表行使知情权, l利用信息垄断牟利

    • “其实最权威的数据应该还是公安部的上牌数,在国外,上牌数是由权威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的,但在国内,上牌数一直是不被公开的信息。”刘芬对此感到很无奈。

        不过要想拿到上牌数也并非绝无可能,一位行业前辈告诉刘芬,上牌数据可以相关机构购买,“一款车型一年的上牌数据 ‘售价’大约是40万元”。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江淮汽车董事长左延安提出了 《关于公开汽车上牌数据的建议》议案,但目前该议案尚未得到回复。

        “要想不花钱就能方便地查阅上牌数据,看来还得等上一阵子。”刘芬说。

    • “全国销量排名前15的车企中,有80%以上都会从这家公司购买上牌数据。”上述车企高管透露,“没有比华通更权威的数据来源了,他们其实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下属在无锡的一个研究所,购买数据时我们都签了保密协议。”

        该车企高管口中的公安部研究所,实际是指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无锡华通”全名为“无锡华通智能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该所于1993年设立的股份制高科技企业,也是国家批准的公安系统保留企业之一。

        据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负责信息管理的“金盾办”将汽车上牌的原始数据打包给无锡华通,后者对数据进行详细的整理统计后,再针对企业的不同需求,高价卖给企业。

        “华通数据的车型信息极其全面,除了各企业、各车型在全国不同区域的销量外,数据还能具体到车型颜色、发动机型号、购买者年龄,甚至是全国任何一个汽车销售店的销量信息和车主信息,你需要的数据越详细,价格也越高。”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 “垄断性数据的背后,是一条盘根错节的利益链:直属单位挣大钱,相关单位或者内部渠道挣小钱。”知情人士透露说,市场上并不是只有华通一个渠道能够买到数字。

        同时,华通也不是所有 “客户”都接待。刘芬透露,她知道另外一家咨询公司就曾试图向华通购买上牌数据,但遭到拒绝,最后是辗转通过熟人才从其它渠道成功买到了市场研究所需的数据,而且这些从非华通渠道获得的数据会略微便宜一些。

    • 记者致电无锡华通,对方称,上牌数不是公开信息,而且现在负责上牌数据管理的是无锡华通北京公司,“北京公司以前是我们的分公司,但现在已经是独立法人了”。

        记者试图联系无锡华通北京公司,但该公司在114信息查号台无任何电话记录,不过根据网络查询的结果,北京公司主要承担全国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维护、业务数据挖掘等业务,且北京公司研制的计算机硬、软件产品已覆盖到全国地级市以上的车管所。

    • 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宇通汽车总裁汤玉祥也曾提交过一份《关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定期公开汽车注册数据的建议》,建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定期公布或提供可供企业查询的除车辆所有人信息外的所有注册数据信息。

        不过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去年6月底,在对汤玉祥提交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定期公开汽车注册数据一事暂时无法落实,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目前信息系统的技术还不成熟,达不到公开的条件;二是数据中有部分涉及公民隐私,还存在法律问题,未来将组织专项讨论,研究解决方案。

    • 一位协助议案拟定的资深汽车专家认为,这两个理由其实很牵强,“而且对于涉及公民隐私部分的信息完全可以不公布,并不存在什么技术难题,真正让议案难纳的是上牌数据背后的巨大利益”。

        左延安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汽车上牌数据对于汽车企业把握市场需求形势,了解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对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相对于行业的统计数据,上牌数更加及时和准确。

        左延安在议案中写道:“目前汽车上牌数据由公安部交管部门掌握,一直没有对社会公开,鉴于车辆上牌信息无关国家机密,无损于汽车行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建议公安部认真研究,尽早实现上牌信息的公开。”

    • “我现在已经很少看国内的市场分析文章了,它们分析的基础数据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我担心会被误导。”一位跨国汽车公司公关部负责人坦言。
  • tags: case四万亿, p批评, c财政部, f发改委

    • 从行政级别上说,财政部与发改委不相上下;而从保密角度来说,政府预算可能比4万亿救市资金的投入计划比官员的个人财产信息更重要,为什么财政部能公开而发改委、地方官僚偏偏就不敢公开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力的蛮横,官本位的嚣张。
    • 认真回顾一下会发现,从几大通讯公司的价格垄断到房地产市场的长期暴涨;从石油公司的一家独大到煤电气的无理涨价……背后几乎都有发改委的影子,都有贪官的作为。国家当初成立“发展改革计划委员会”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改革、深化经济改革,但过度过滥的权力、过松过虚的监督,让这个为民的机构逐渐与民生民意背道而驰。
  • tags: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t土地, h湖南, x信息公开诉讼, y原告资格

    • 攸县菜花坪镇某村民小组村民发现有开发商在该村违规用地,于2008年9月向国土部门举报。同年10月,国土部门对举报人作出回复。其后,该组两村民为了解该宗土地使用权证发放情况,于2008年12月以个人名义向被告提出了请求出示土地使用权证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请求被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出示上述国土证,但未得到回应。
    • 但该组两村民以个人名义于2008年12月12日以书面形式向被告提交的请求依法出示土地使用权证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非原告村民小组的行为。原告村民小组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提出过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故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遂当庭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 攸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村民小组有权向被告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 tags: f非官方媒体, p批评, case四万亿

    • 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网站,则是美国财政收支的字典,不但有1969年以来每年的历史数据,而且有当前预算的每月更新;不但有每个政策领域的预算报告,而且有各领域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但对其职能和工作流程详尽解释,而且有其依赖的专家名单;其负责人甚至在上面开了个工作博客。仅2009年2月,该办公室就有11个报告出台,其中包括“扩张医疗保险和控制开支的几种方案”、“军队的网络无线沟通项目”、“欧洲导弹部署的几种方案”等等。正是因此,该网站已经成为无数记者、学者、公民观察和研究美国财政状况的窗口。相比之下,研究中国的学者只能“嫉妒”研究美国的同行,因为中国官方常常不公布或者按独特口径公布数据,学者需要绞尽脑汁寻找基本数据。学者不但要“做饭”,还要自己去种大米。
    • 无论公务人员数量还是行政管理费规模,相比美国政府,中国政府都是个大政府。但一个大政府却没有做到服务最大化、信息最大化,不能不说它没有大到点子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我不知道这里的“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温顺沉默、逆来顺受,对400亿、4000亿、40000亿的来龙去脉不闻不问的话,这样的“好”其实一点也不好,它就是懒而已。一个好的老百姓是公民而不是子民,当有人对从自己、从任何人口袋里拿走东西,他要追问是谁、干什么和为什么。
  • tags: l律师行使知情权, x行政收费, j交通, s四川, case成都路桥费

    •  面对成都五位律师对成都征收“五路一桥”费的追问,四川省成都市政府1月6日给出了正面回应。当天下午,成都市交通委员会和成都市物价局在各自网站上发布了同样材料——《成都市五路一桥项目概况及通行费收支情况》
    • 邢连超告诉记者,1月6日14时,他接到了成都市交通委员会的告知电话,“一位成都市交委的女同志告诉我,相关信息公开材料已经在网上发布,政府部门的答复信函已经寄往我的办公室”。
    • 在看过整个材料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伟认为,政府顺应民意、进行信息公开的行为值得肯定,但公示的方式和内容还可以更完善,“‘五路一桥’费已经是一个公共事件了,仅仅依靠网上公开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传播,方便不上网的市民知晓信息”。
    •  在成都几个比较有名的网上论坛,记者看到一些网友仍有疑惑。一位网友分析,成都是全国响当当的私家车第三城市,2007年据四川省交警总队统计,成都市机动车保有量为1675037辆,其中,私家车达146万辆,他计算,2007年“五路一桥”费实际总收入应该是公示材料中的3倍。

          邢连超对公示中的一些数字也犯迷糊,“成都市的机动车每年都在增加,而公示的信息中,2005年‘五路一桥’费总收入反而比2004年少,2007年的也比2006年的少,我不知道为什会出现这种总收入递减的情况。”

          据邢连超计算,2003~2007年间“五路一桥”费累计收取应超过20亿元,比公布的10.92亿元翻一番。

          邢连超认为,这份公示还存在完善的必要,至少需要对民众心存疑惑的地方给予补充说明。

  • tags: l律师行使知情权, x行政收费, j交通, s四川

    • 继去年底要求成都市相关部门公开“五路一桥”收费情况后,成都律师邢连超近日又将双流机场高速路管理部门告上法庭,质疑其“收费太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今(30)日,邢连超透露,他已经将《信息公开申请书》邮寄给了四川省交通厅和四川省物价局,要求公开成都双流机场高速公路通行费标准测算依据和通行费历年收入、基本开支情况。

    • “我经常开车通过机场高速,发现在过去几年中,收费却并没有下调到平均水平。”邢连超说,“于是,我就决定用法律手段讨回公道,状告双流机场高速收费太贵。26日,成都高新区法院已经立案。
    • 《申请书》显示,“四川省交通厅、四川省物价局是成都双流机场高速公路通行费标准的批准机关,应当保存收费公路收费标准的测算依据。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收费公路收费标准的测算依据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 tags: d电信, x行政行为依据, g工信部, f法学家立场, x行政许可法, t听证

    • 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说,根据我们的测算,在中国地域上一张电信网如果低于6000万的用户就丧失规模经济特性了。而小灵通受本身技术局限,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不能看视频、发彩信,其业务功能已经完全被TD拉开差距。随着电信用户的膨胀,频率资源已经越来越稀缺,长远来看小灵通的存在与中国电信经济的整体发展明显不相协调,淘汰是不可避免的事。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说,事实上,广大用户对小灵通退网存在很多疑问:发展TD是不是一定要占用小灵通的频段;如果真的要占用,那么对运营商和广大用户的补偿问题怎么办……这些都没有给予充分说明,也没有听取意见,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都无从谈起。尽管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了相关文件,但这只是公布了决策的结果,与所谓的知情权相去甚远。真正的知情权应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小灵通退网”政策出台之前并没有公布决策依据、相关资料,更没有听取公众意见。
    • 刘莘指出,通信领域的无线电频率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运营商占用频率提供通信服务是在政府许可的前提下进行的。按照工信部公布的相关文件,现在政府要收回对小灵通占用频率资源的运营许可,根据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政府收回许可,涉及公共利益的,就应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补偿
    •  一些法律人士对半月谈记者说,从法律的角度看,许多小灵通用户入网时签订的是长期协议,在没有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实行退网就有强行终止合同的嫌疑,何况还是面对近7000万用户的一个庞大群体。    
    •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的行政法规定,任何行政机关不具有当然的权力,在动用强制力影响公民和企业利益时,必须要有相关法律依据。为配合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安排部署小灵通退网,这一政策考虑是正常的,但必须在合法的条件和程序下进行。从法律角度看,小灵通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签订了长期服务合同,是平等民事关系,不应强制终止。有关部门应尽量淡化行政主管的强制色彩,在消费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做出引导协作。
    • 董正伟认为,小灵通的去留通过市场化自由选择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是没有人能保证3年后中国电信市场的资费水平会是什么状况,因此,小灵通退网过程中的相关善后措施和方案制订必须由消费者参与,这样才能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
  • tags: x行政行为依据, d电信, g工信部, t听证, l立场转变

    • 工业与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日前列席辽宁代表团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在小灵通退市过程中,如果7000万用户转网的资费发生变化,政府建议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充分考虑小灵通用户的利益。
    • 李毅中称,小灵通退出市场是技术进步,以及国家优化信息网络资源的选择,具体实施还是由运营商来操作。“中国的通讯资费一直在降低,2007年总体降了13%,2008年总体降了9%.对于小灵通转网后的资费是提高还是降低,政府一定会给消费者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案,在制定措施时充分考虑民意,不排除开听证会的做法。”
  • tags: x行政行为依据, d电信, g工信部, c促进行政诉讼, t听证

    • 北京市一中院向该用户出具了一份立案材料收取清单,将于一周内答复是否受理此案
    • 对工信部提起诉讼的小灵通用户,是59岁的时玉琛先生。时先生称自己是多年的小灵通用户,工信部做出的上述行政行为,违反了《物权法》相关规定,侵犯了小灵通用户的财产使用权。此外,据《行政许可法》规定,涉及公众利益、重大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听证。工信部在发文取消小灵通之前,不但未能事先告知用户,且没有召开听证会,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公平行为。

      时玉琛称,为维护其本人和消费者权益,他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工信部发出的关于“1900-1920MHz频段2011年底前清频退网”的文件违法,并撤销这一文件,举行听证会,重新作出行政决定。时玉琛未提出赔偿要求,只要求工信部承担此案诉讼费。

    • 工信部副部长杨学山曾表示,无线电频率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小灵通的频段正好和TD的频段重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为了频段的要求,小灵通要进行调整。“不要理解成退市,而是小灵通用户能够使用上水平更高、更好的通讯服务。”
    • 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相关部门未召开听证会就直接决定小灵通退市,这种行为不合理,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推动技术发展,从长远看这并不利于市场发展。当然,根据目前国情,对于垄断行业来说,工信部发文要求小灵通在2011年底前退市,也是由很多客观原因所致。

      消协方面表示,现已接到多起不满小灵通退市的投诉电话,消协相关部门会就此事件与相关部门沟通,可能会以正式文件致函反映

  • tags: d电信, x行政行为依据, g工信部, f法学家立场, x信息准确, d党的方针

    •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的规定,凡是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凡是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都应当主动公开。这个涉及到7000多万用户和相关运营商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也是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难道不应该及时和主动向社会公开吗?
    • 退一步讲,如果关于“小灵通”退市的消息是不真实或者不准确的,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也有职责站出来说话,澄清消息的真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就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时至今日,“小灵通”退市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众人皆知了,相关主管部门仍然不开“金口”,这是怠于履行职责的表现。
    •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就提出,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也明确规定,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
    • 无论“小灵通”是低端还是高端,是技术落后还是技术不落后,“小灵通”也是政府许可和运营商合法推出的一项产品和服务。“小灵通”用户已经与运营商之间建立了合法商业法律关系,如果有关部门要强行终止这种法律关系,有三点法律要求是不能违背和忽视的:一是终止他人之间的商业产品和服务关系,必须要有法律上的依据,而不仅仅是技术依据,因为这已经涉及他人的法律权利;二是要经过合法的程序才能强行终止他人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商业产品和服务的法律关系,即便是理由的正当性也不能代替程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三是终止他人之间的商业产品和服务关系,给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必须给予相应的补偿,以弥补其损失。没有合理的补偿,不能剥夺他人权益。
  • tags: l律师行使知情权, x行政行为依据, d电信, g工信部

    • 北京律师董正伟昨日致电本报称,小灵通3年内退市涉嫌垄断,其已经向工信部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请求公开工信部关于“2011年底前妥善完成小灵通退市”的文件。
    • 媒体披露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要求“小灵通3年内退网”
    • “小灵通3年内退市的消息是媒体从三大电信运营商处得到的,7000万小灵通消费者并没有看到有关部门的详细信息。”董正伟说,该文件如确实是工信部发出的,这就涉嫌多重垄断经营行为。

        他表示,《反垄断法》明确规定禁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强迫行业企业从事垄断经营行为。电信和联通在小灵通业务方面具有明显市场支配地位,而政府部门发文要求电信、联通停止小灵通业务则是行政干预企业实施垄断经营。

    • “我将根据信息公开答复情况,考虑是否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董正伟称,小灵通退市涉及广大民众利益,其退出应该像传呼机那样由市场调节。
  • tags: z侦查信息, b北京, x信息公开复议, s胜诉, q其他保密法规, s申请追踪, a案件背景

    • 公安局方面认为,朱明新要求公开的信息,“是公安机关在行使刑事司法权过程中制做的刑事侦查卷宗,属涉密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与15年前相比,如今信息公开已经成为政府的义务,公众对知情权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行政信息相比,司法信息有其特殊性,但适度公开已是必然趋势,追寻朱令案的悬疑,触及了信息公开的底线

    • 根据种种迹象,警方将调查的范围大大缩小。据朱明新回忆,1995年底,当时的办案人员曾向她透露,已经有了“嫌疑对象”。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案件调查再没有更多的进展。

        1997年3月,朱令家人向警方提出,因为朱令的同学即将毕业离校,希望警方能尽快破案。

        一个月后,朱令的室友孙维被公安局作为犯罪嫌疑人带走,经过八小时的讯问后,被其家人领回。此时,离清华校方报案,已经有近两年了。警方为何在立案两年后,才对孙维实施讯问,以及对孙维的讯问结果如何,至今不为人知。

        据知情人称,孙维之所以被列为嫌疑人,是因为据称孙维是当时清华大学惟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而她又与朱令同住一间寝室,具有投毒的便利。

        《财经》记者获知,迄今为止,孙维是警方就朱令案调查过的惟一嫌疑人。

    • 2005年12月,一篇题为《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的文章现身互联网,将10年前的悬案再次推向社会关注的焦点。

        这篇文章以孙维的口吻对流传于网上的各种说法进行驳斥。文章中称,当年清华大学对铊的管理并非很严格,“孙维是惟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的说法并不准确。同时文章还表示,孙维与朱令平素并无不和,“更无深仇大恨”,因此并不具备投毒的动机。此外,文章还对网上流传因孙维家庭背景而可能受到庇护的说法进行了澄清和反驳。

        孙维的这份声明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涌现出各种声音,或赞成孙维的反驳,或指摘声明中的漏洞,此案俨然成为难解的“罗生门”。

    • 而从2006年初开始,国内媒体又对朱令案展开密集报道,与以往不同,这些报道的方向直接指向朱令案的种种疑点,并尽可能挖掘有关案件的各种细节和信息,但是由于警方始终缄口,事情的本来面目依旧模糊。

        多年以来,朱令的父母多方奔走,催促案件的调查,并试图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但并无效果。

    • 但是20多天过去了,朱明新仍没有接到公安局方面的任何回复。
  • tags: z侦查信息, b北京, x信息公开复议, s胜诉, q其他保密法规, f反欺诈价值, f法律之间关系

    • 公安部刑侦局于2005年7月26日下发了《关于实行“办案公开制度”的通知》,其中规定:“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接受案件时,应当制作《接受刑事案件回执单》交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近亲属可以凭《接受刑事案件回执单》通过电话或直接到接受案件的刑侦部门查询案件侦办进展情况和办理结果,有关刑侦部门应热情接待,耐心回答询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政府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声讯电话等方式,方便群众查询案件侦办进展情况和办理结果。”
    • 在诉讼过程中,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但是,司法不讲究全然公开。”特别是在侦查过程中,有一些是属于保密的,包括公安机关使用的侦查手段,查到的线索,这些不能公开。但是,在整个侦查过程中,阶段性的、结论性的东西,一些文书化的东西都是应该公开的。到了审判阶段,这些都应当在法庭上公开。当然,一些特殊证人在审判阶段也不应该公开。所以,司法不能完全套用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
    • 目前,司法部门也有一些要求办案公开的规定。2005年,公安部刑侦局发布了《关于实行“办案公开制度”的通知》。陈卫东说,这些文件规定的执行可能存在不到位的情况,这有待执法部门进一步加强。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件还没有到《刑事诉讼法》的层面,《刑事诉讼法》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相关规定
  • tags: z侦查信息, b北京, x信息公开复议, s胜诉, q其他保密法规

    • 1个月以前,朱明新第一次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并得到了一份《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随后,北京市政府经过行政复议,决定撤销警方决定。朱明新遂第二次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
    • 2005年,北京两名律师接受朱令家人委托,着手征集朱令中毒案的相关证据和线索。此后,两名律师致函警方,要求尽快破案。朱明新告诉《财经》记者,自从女儿被证实是铊中毒后,她和老伴费尽周折,多方搜集证据,试图了解案件的真相。

        时至今日,这起投毒案的真相依然是谜。

    • 当年5月30日,警方提供给朱明新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称,经审查,朱明新申请获知的政府信息,属于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故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不予公开。
    • 2008年7月9日,朱明新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朱明新在提起复议的申请中表示,《告知书》中称不公开信息的理由为“属于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令她无法了解不予公开的原因,故要求撤销北京市公安局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
    • 对此,北京市公安局辩称,朱明新要求公开的信息内容,“是公安机关在行使刑事司法权过程中制作的刑事侦查卷宗,属涉密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北京市公安局认为,其出具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 2009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在就相关法律问题向国务院法制办请示后,下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决定书》)认为,北京市公安局在做出信息不公开决定时,并未说明不公开的理由,违反了相关规定,因此对其出具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予以撤销。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1条第二项规定,政府信息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 tags: s受案范围, h湖南, x信息公开诉讼, totag, s申请追踪, z转型涉及问题公开, j救济财物, x行政收费, x学者行使知情权,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s司法政策, x新闻综述

    • 6月3日,湖南省茶陵县平水镇毛坪村张建秋等6位村民不满村干部打着“送礼开支”的名义胡乱花钱,向茶陵县财政局申请信息公开遭拒后,将茶陵县财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责令县财政局依法公开“向平水镇毛坪村每年下拨的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具体数额的政府信息”,这也是全国首例村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案(6月16日本报曾作详细报道)
    • 6月初,湖南湘潭大学法学院倪洪涛等6位法学博士,要求湘潭市政府公开湘潭市4座大桥收费信息,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其中5位博士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张建秋等6位村民也处在同样的焦急之中,离起诉时间已经过了22天了,6位村民依然没有接到法院立案的通知。今天上午,6位村民再次来到茶陵县法院询问是否立案的情况,法院答复此案必须补齐相关材料,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后,再决定是否立案。
    • “群众的参与热情如此之高,并在申请信息公开遭拒的情况下懂得走司法救济途径,这一现象确实是意料之外。”湖南省某中级法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告诉记者,因为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案件是新型案件,以前从来就没办理过,所以法院在程序操作上还有点陌生。

        “比如,哪些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哪些信息可以公开或者必须公开,条例规定得很笼统,现在还没有详细的标准,所以,法院接到这类案件现在很难把握区分,受案法院都忌吃‘第一只螃蟹’。”这位法官告诉记者。

  • tags: a案件背景,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c财税, j救济财物, h湖南, x信息公开诉讼, y有助政府部门整改

    • 收到村民的申请书后,平水镇党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当即决定由镇纪委书记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对该村近7年的收支情况进行全面清理。该镇负责人李某称,通过详细调查后,一定给村民一个合理的答复,若发现收支有问题将严肃处理
  • tags: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g公款花费, c财税, j救济财物, h湖南, x信息公开诉讼

    •   湖南省茶陵县平水镇毛坪村六位村民向县财政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财政局公开相关“政府信息”,但遭到了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的当场拒绝,六位村民遂以茶陵县财政局“信息不公开”为由向茶陵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茶陵县财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责令茶陵县财政局向原告公开其申请公开的相关政府信息
    • 作为“泥腿子”的村民状告政府部门“信息不公开”在全国尚属首例,法律界人士认为,村民打起了“政府信息不公开”官司,说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成为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有力推手
    • “一盒价格125元的‘人参乌龙茶’、900多元的茶油、100多元的猪肉、几十元的蜂蜜……”,标有这些详细数目的“送礼”开支最近被茶陵县平水镇毛坪村村民发现了,而这些开支的名义都被村干部做帐时标以“争取项目、拨款”的开支。

        “要不是亲眼看到这些村委会的账本,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所谓‘争取上级拨款’的送礼开支项目会如此名目繁多” 平水镇毛坪村村民张建秋说。

        据记者了解,毛坪村是平水镇一个只有600多人的贫困村,为了扶持该村发展,有关部门对该村曾有过一些经济援助,但每年拨付给该村的救灾、扶贫、优抚等各项款物到底有多少,村干部没有向村民公布,有时对此还遮遮掩掩,村民们对此意见很大。

        今年3月,当地村民无意中发现了村委会的几本账本,里面充斥着大量用途为“到县里争取项目开支”、“为拨款给财政局、民政局送礼”的白纸发票,而且一些白纸发票的经手人、开票人、签字报销人都是毛坪村村支部书记戴明文

    • 村民们通过学习该法规后认为,按照法规规定,有关部门给该村每年拨付各类款物的数量应属于政府信息,平水镇政府和县财政局按规定应该可以向他们公布
    • 6月2日上午,张建秋、陈头生等6位村民来到平水镇政府,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因为镇政府负责人不在,村民们没有当场得到答复。6月2日下午,6位村民又来到茶陵县财政局,并郑重地向茶陵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财政局依法公开“2001年至今茶陵县政府、民政局、财政局、交通局、扶贫办等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县财政局专门资金帐户,向平水镇毛坪村每年下拨的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具体数额的政府信息”
    • 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说:“财政局没有这些信息!”,并拒收村民递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可在财政局办公室,张建秋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必须要持镇政府开具的介绍信或有县级领导的签字才能查询数据”
    • 6月3日,张建秋等6村民以茶陵县财政局“信息不公开”为由向茶陵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责令茶陵县财政局向原告公开其申请公开的相关政府信息,法院还未决定是否受理此案
    • 茶陵县平水镇政府目前已成立工作组对毛坪村村务问题进行调查
    •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2条明文规定‘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等属于政府信息,有了国家的法律撑腰,我们通过正规的途径申请,来获取有关本村真实‘政府信息’的底气很足了!
  • tags: f非官方媒体, p批评, k控制媒体以限制公众知情权, m媒体与记者立场, y云南, z自我审查, d党的方针, z政策创新

    •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正式聘请14名记者为特约新闻观察员,并向他们颁发了由省高院院长许前飞签发的“新闻监督护照”。今后,这14名特约新闻观察员在全省法院系统采访时,将享有更大的便利。
    • 在诸多公共舆论事件中,政府部门选择媒体发布消息已成常态。

        譬如,在不久前的“习水性侵幼女案”中,习水法院便只允许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4名记者进入庭审现场。云南高院虽然声称,“对于其他媒体记者的正当采访,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欢迎。”但为部分记者签发“新闻监督护照”,却无疑将媒体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样的做法当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所有媒体都应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并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应该有平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

    • 将选择媒体的“潜规则”制度化,将舆论监督的控制权“显规则化”,这是“新闻监督护照”的真正可怕之处。

        云南省高院对特约新闻观察员们提出了“严格要求”,虽然这些“严格要求”与当前法律法规并不违背,但因为“自由裁量权”在云南高院的手中,难免在实际操作中被滥用——相较于媒体无法监督而言,将舆论监督的控制权放在被监督者手中,显然更为可怕

    • 记者的采访权是宪法赋予媒体的权利,任何政府部门都无权为这一权利前面再设门槛。遗憾的是,那14名记者却“欣然”接受了“新闻监督护照”。这是媒体及其记者在向权力低头,同时也折射出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乏力。
    • 4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中明确:在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上,中国还将加强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维护新闻机构、采编人员和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
      • 政策落实立法 – post by foistudy
  • tags: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j交通, x行政收费, g公安部, c财政部, j交通部, x行政处罚信息, s申请人资格

    •  2008年4月底,乐山市井研县货车司机李杰锋发出邀请信,愿出资2万邀12部门领导坐他的货车体验长途货运车的“违法生存”之路,此举曾轰动全国。目前,这位被媒体誉为“最牛货车司机”的李杰锋,为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这次与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较上了劲
    • 2月1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李杰锋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分别书面寄去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希望相关部门能公开2008年度全国公安部门车辆交通违法罚款收入和货车交通违法、超限罚款收入和公路补偿费收入。
    • 3月10日,李杰锋收到《交通运输部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称“你所申请公开的‘2008年度全国交通部门货车超限罚款收入和公路补偿费收入’政府信息不存在,根据《公路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涉及公路的行政处罚和路损追偿工作由地方交通部门具体实施,罚款全额上缴地方财政,我部没有此方面的全国性统计数据。
    • 3月23日,李杰锋收到盖有“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公章的《公安部政府信息申请公开答复书》,称“你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掌握的范围,根据有关规定,交通违法行为实行‘罚款收缴相分离’原则,罚款由当事人通过财政部门委托的代收机构缴入地方财政,公安部不掌握交通违法罚款总额和货车交通违法罚款总额”,公安部建议其向有关主管部门咨询
    • 3月23日,财政部办公厅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也送到了李杰锋手中。财政部在回复中表示对其申请获取的信息不予公开。回复称: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关于“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的规定,对于该信息本机关不予提供
      • 如何能得出与申请人”生产”无关的结论呢?又来一次选择性适法 – post by foistudy
    • 3月23日,李杰锋第二次向财政部提交书面申请。4月初,李杰锋电话询问财政部信息公开办公室得到的答复是“对同一申请已经做过书面回复的不再另行回复。”李杰锋不满意,遂于4月24日给财政部部长信箱再次发去邮件。

        昨日,记者拨通了财政部信息公开办公室的电话,一工作人员称“李杰锋的申请信息已经做过书面回复不再另行回复。”而李杰锋则表示,他不会放弃,将为自己的知情权坚持下去。

    • 记者采访了成都公益律师邢连超。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近一年来,许多地方部门对申请人置之不理,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财政部等部委此次能够对一个普通公民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给予书面回复本身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难能可贵,是尊重公民权利的一种体现
  • tags: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j交通, x行政行为依据, z浙江, x信息公开诉讼, x信息非本部门掌握, s上诉, y原告资格

    • 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老赵的诉求
    • 老赵,赵旭峰,61岁,浙江诚意律师事务所律师。他曾为许多当事人打过官司,4年前则以普通公民身份与平阳县公安局打起了官司。

              2005年5月20日,老赵开着轿车经57省道桃源后江路段时,被平阳县交警大队以超速处罚款200元,扣3分。经交警认定,当时老赵时速58公里,而该路段限速50公里。

        老赵认为,该路段限速50公里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为此他起诉平阳县公安局。不过,这场官司打输了。

    • 根据该《条例》规定,公众对该路段为何设置限速50公里这一信息有知情权,而他多次要求交警部门公开此处为何限速的信息始终未果,所以,他再次提起诉讼状告平阳县公安局不履行道路交通限速标志决策信息的法定职责
    • 法院一审认为,老赵以57省道桃源后江路段限速值低于法定数值,致使其被认定超速而遭罚款为由,要求行政机关公开限速设定的相关信息,其诉权应予保护。不过,此案被告既非该限速标志的决策者,也不是相关信息的保存者,仅仅是参与了部分协调调查的活动,因此,老赵起诉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也就是说告错了对象。
    • 老赵则认为,根据实际情况,该路段的限速标志就是由平阳交警决策设置,应当由平阳县公安局公开相关信息。为此,他又提起了上诉。

        市中院审理认为,根据平阳县公安局提供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包括涉案路段在内的国省道主干线公路交通限速标志由各路政大队、交警大队提出整改意见,市路政支队和市交警支队审查核实,形成整改方案,由市路政支队全面组织实施。平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虽然参与了涉案路段限速标志设置的部分工作,但相关信息已移交其他部门在决策时使用并保存,所以说,该局不用承担公开这些信息的职责,终审维持原判。

  • tags: d电信, j价格, g工信部, l律师行使知情权

    • 工业和信息产业部昨天对北京律师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做出回复,表示3G通信技术和产品电子辐射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但针对公众关心的3G资费标准问题,工信部只称沿用2G的标准
    • 工信部回复称,手持终端的射频照射属于非电离辐射,与电离辐射有着本质区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低水平电磁场照射会对健康造成任何影响。按照我国与电磁照射相关的国家标准,工信部已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了大量2G和3G移动电话电磁照射测量。测量结果表明绝大部分产品都符合限值要求,是安全的
    • 对于三大运营商投入的数千亿资金,工信部称,3G牌照发放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发布的3G计划建设投资全部为企业自筹资金,不包括公共财政资金
  • tags: case躲猫猫, p评论, y影响互联网舆论, y舆情导向, z政策创新, y云南, w网民参与, w网民文责, x新闻综述, g公信力, 1′

    • 为了平息网络舆论压力,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有多名网友参与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然而调查并没有查清事实真相。
    • 组织网民和社会公众参与的调查委员会,目的是从尊重网络民意,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让公众参与到案件的侦办过程中,进入到案发的现场,最接近地去了解真相。

        这次活动是扩大网民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尝试,但毕竟是首次做,大家都没有经验,其中碰到了很多困难和风险,也引起网上的一些质疑。但我们觉得,能够让网民和社会公众参与进来,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

    • 今年,云南提出打造“阳光政府”,所以我们有更大的决心把真相尽快地呈现给公众。从宣传部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在探寻真相、追求真相、揭示真相方面,我们的心情跟社会公众、网友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对“躲猫猫”舆论事件不用其他通常的做法,而是完全公开透明。

        网络舆论,要用网络的办法来解决,要真正信任网民,用非常坦诚、开放、开明的心态来对待网络舆论。这次只是一次尝试,这一方式今后可能成为常态,报名参加调查的网友,宣传部都要录入数据库,凡是有舆论事件,就请网民来参加调查。

    • 今后的各种舆论突发事件,包括比如出现矿难、重大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等,都可以以类似的形式让公众和网民参与进来,公众在参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行使了监督权。
    • 云南省委宣传部此次危机公关,组织网民调查委员会调查此案,结果却更糟,不仅调查结果遭到质疑,连参加者也遭遇人肉搜索。省委宣传部此举,也被骂成作秀甚至骗局,害得有关官员,不断地出来解释。前面的事件没有解释清楚,又要解释后来的调查。
    • 网民并非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邀请网民参加调查是好事,但谁能代表网民呢?无论谁出来,在多数网民那里,都没有代表性,不管真假,都可能是政府的托。姑且不论调查本身相当粗糙,就算调查本身很有水平,也一样难以取信于人。因为“ 躲猫猫”背后,是政府危机处理的病态。
    • 危机公关的前提,需要公关者自身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民众对公关者本身要有一定的信任度,否则,事情就很难办。

        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某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很成问题。出了事,无论大小,政府说什么,民众都不相信,反过来,小道的流言说什么,民众都信。非得上级甚至中央政府出面,才能摆平。即使当地的事情平息了,网民的疑惑却未见得能解,后续的不良效应一直会发酵下去

      • 党校智囊公开承认“某些”政府部门丧失了公信力,也算是进步吧 – post by foistudy
    •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传统危机处理模式。事情一发生,首先做的,是封锁消息,能瞒则瞒,内部处理,内部结案。结果造成凡遇危机,政府对外不讲真话。久而久之,狼真的来了,人们都不信了。
    • 对于政府来说,危机公关的真正改善,还在于重建自己的公信力
    • 组织网友参与调查的做法具有潜在的生命力,甚至可能成为程序化做法,这是我国进一步强化公众要求信息公开权利的重要途径。当公信力在某些方面丧失时,即使政府公布一些真实信息,公众仍然会产生疑问。这种由个案演变成的整体情绪是非常可怕的,政府的诚信和信息公开都受到一定的挑战。只有保证公开的信息是真实的,才能建立起政府的权威性,换得公众的高度信任。

        因此,云南省探索的这种网民参与调查的做法,从知情权的角度看,确实是一种创造,应该完善相应的机制,在程序上支持这种做法

    • 由于当地公安部门的失职和故意掩盖,使得事件被捏造的假象所掩盖,并由此引起了互联网民和其他社会人群的广泛疑惑和愤慨。此时,作为网民社会政治态度的网络舆情,迅速转变为汹涌而至的网络舆论潮,给相关部门带来了极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 它的主要利处在于:它顺应了网民的正常意愿,并很快和很好地引导了网络舆情或民意,使网民和社会群众看到了党和政府对待民众质疑的积极态度和诚意。这是当前地方党政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机关倾听民声民意,推动社会公平公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必然产物
    • 而它的另一个利处则在于:它从充分表达有关党政部门“还事实于真相”的基本态度的视角,向社会表达了有关党政部门一定要彻查该事件的决心,为最终成功地揭露此事件真相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推动力
    • 邀请网民查“躲猫猫”案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体现了政府的思想进步。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社会上一直存在着某些政府工作部门的信息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也即普通群众一般不相信这些部门人员公布的一些重要信息,认为他们是说谎或看法片面。
  • tags: l律师行使知情权, p批量申请测试, g公款花费, s申请追踪, b北京, a案件背景

    • 这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第12次清理小金库。
    • 5月11日,国家林业局将开始其小金库的自查自纠工作,这项工作将在今年底完成。上周,与国家林业局一样,国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正在拟定各单位的小金库自查工作方案。
    • 上月底,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 “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一项持续8个月的专项治理就此展开。为清查小金库,上述文件还提出对查实的举报者给予最高10万元的奖金。

      “这次专项治理覆盖面大,持续时间长,中央希望通过专项治理找到能够从根本上遏制小金库的办法,尤其在各项政府投资加大,政府部门手中资金比较多的情况下,清查小金库显得尤为及时、重要。”一位中央部委官员说。

    • 当北京律师杨慧文向北京市市属各区县和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要求这些部门公布是否存在小金库和小金库的收支明细时,回复他的29个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明确表示本单位不存在小金库,其他均答复,本机关不存在小金库的有关信息。
    • 这次专项治理把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项资金及其形成的资产,均纳入此次治理范围。重点是2007年以来各项小金库资金的收支数额,以及2006年底 “小金库”资金滚存余额和形成的资产。

      根据时间表,各单位首先将自查结果和数据上报各省,汇总后报四部委。小金库查处资金来源主要有违规收费、罚款及摊派;资产处置、出租收入;以会议费、劳务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的资金;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虚列支出转出资金;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的资金;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的资金等等

    • 辽源市运输管理处纪委书记对这次治理表示不满,他说主要以“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的手段看,似乎小金库不是腐败,只要自查规范一下就行了,甚至通篇连“严禁”乃至“禁止”的口语都没有。
  • tags: x学者行使知情权, g公共企业公开, s申请追踪, a案件背景, x行政收费

    • 去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初,北京大学王锡锌、沈岿、陈端洪三位教授以公民身份,就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问题,向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交通委、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首发公司”)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本刊曾于去年6月18日、6月25日报道)。但结果并不理想:对于“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的投资总额中的贷款总额、1993年至今的收费流向”等信息,两机关以该信息不存在为由未予公开,并告知向首发公司咨询申请;对于“机场高速公路1993年至今的收费总额”,发改委以非本机关信息为由告知三位教授向交通委申请,但交通委并未提供1993年至2003年间的收费信息,告知向首发公司咨询申请。而首发公司至今没有任何答复
    • 对于较真为何“中断”,王锡锌教授解释,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去年大事比较多,先是汶川大地震,接下来是北京奥运会。尽管申请公开信息和办好 “大事”并不矛盾,但他们还是接受有关部门建议,把这事“暂时放一放”
    • 第二,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但如何参照,却并不明确。有关部门曾表示“《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办法》很快出台”,“想着等一等,一旦有了明确说法,首发公司也就再没有不公开的理由。”

        然而,“很快出台”的《公共企事业信息单位公开办法》,直至今日仍不见踪影。“我们不能再等了”,王锡锌教授介绍,去年10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交通运输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指导意见》,“我们提出新的申请,又多了一份依据。”

    • 寻求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新突破。“公众最关心的信息,往往是和他们生活最密切相关领域的信息,如果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不能有所突破,信息公开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第三,体制转型期,公共企事业领域是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领域。信息公开,有利于防止腐败的滋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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