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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go newsmarks 11/07/2009

十一月 7, 2009
  • tags: g广州, g广东, g公众参与, case广州公开预算, case番禺垃圾焚烧场, d地区政策的区别, z政策转变

    • 交通拥堵之困,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之争,公交LPG之辩,部门预算公开之举、最牛“官腔”……

        广州,一系列关乎百姓民生、事涉政府决策的多个民生热点,在刚刚过去的10月集中曝光并延续至今,引发了一波波“舆论风暴”。

        “舆论风暴”中,身份各异的百姓、企业、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着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和单位纷纷亮相,积极介入,主动发声,共同影响和制衡着政府的决策。

    • 公民参与性民主的升温

        番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站现址的行为,不能不说是中国迈向民主社会的可贵操练

        10月至11月,在广州公共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最重要角色的当然是他们———普通的市民以及番禺数十万小区业主。

        10月23日上午,来自南国奥园、广州碧桂园、海龙湾、丽江花园等楼盘的业主代表来到了广州市环卫局和华南环科所,递交了“请尊重30万番禺人民民意,停止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书信。随即,一场反对该项目的大签名活动也在附近多个小区展开。

    • 他们钻劲十足,有翻译《纽约时报》文章的,有请国内权威专家作证的,甚至有业主自发组团实地考察了广州另一个垃圾焚烧厂。近日,《羊城晚报》又有报道:业主们自发调查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的专家身份和“立场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认为,申请者、深圳“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成员李德涛的行为也是公民对预算公开的一种主动参与,是典型的公众参与式民主,其性质与番禺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参与一样。
    • 作为中国民间环保维权里程碑的厦门PX事件,被媒体屡屡用以与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作比较。在媒体眼中,厦门市民在公众参与中表现出来的科学理性以及适度的妥协,正是现代公民必备的精神气质。
    • 这是一个社会在事关公众事务的决策上日趋文明的标志,也是公民社会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开始。同时,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不仅能让公众和政府之间形成对话机制,番禺居民之间、不同小区之间,也在形成一种民间意见机制的良性互动,
    • 近年来,李德涛向财政部等十多个部委及十几个城市政府发出了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申请。今年10月,李德涛又像往常一样,在同一天向广州和上海两个城市分别递交了财政预算公开申请。8天后,广州接受申请公开了预算,而上海则以预算信息属于“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 预算公布第二天,就由《羊城晚报》率先引爆了“9间机关幼儿园财政年补6000万”之事。随后,中央和各地媒体纷纷跟进,民众也在各种意见渠道里大肆褒贬。

        显然,纷至沓来的质疑都是预算公开带来的。如果广州的预算不公开,公众无从知晓具体的财政流向和政府怎么花钱,也就无法质疑了———知情是判断的基础。

        在多年的制度惯性下,广州的决策者们不会不知道这些“潜在的风险”,但仍然选择公开政府财政预算,显示的是一种坦荡与魄力。广州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说:“我们会坚持下去……不光是给审计局看或者给人大常委会看,还要给广大人民群众看!”

    • 在广州市财政预算已被褒贬得翻来覆去三天后的10月29日,上海市政府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陈启伟“大方”地表示,上海将进一步增强财政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全力打造“阳光财政”,此外还将积极探索政府部门预算公开的方式、范围和形式。
    • 尽管这一公开道歉来得稍晚了些,但它毕竟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
    • 就在朱小丹公开道歉数天之后,《羊城晚报》首曝广州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梁姓部门负责人爆出的最牛“官”腔:“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朱小丹迅速批示:“政务公开是我们对市民的郑重承诺,最牛‘官’腔令人心寒!”
    • 8月中旬,曾德雄等5位广州市人大代表自发相约调研。10月23日,曾德雄的一份公交行业调研报告,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至今仍未平息。几乎所有媒体都将焦点聚集于LPG(液化石油气)项目上。非议、力挺、清洁、污染……
    • 现广东省政府参事、曾为广州市人大代表的王则楚说:“在广州,几乎所有公共事件都能听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声音,看到他们参与的身影,这是其他省市所没有的!”

        早在几年前,“广州人大现象”就在全国叫响。广州代表执法检查用得最普遍,财政监督走在全国最前沿,提议案建议最积极,可最让老百姓喊“痛快”的还是询问与质询。广州市民或许还记得,2000年广州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几乎成了人大代表们的询问大会,8天的会期里出现了8个询问案。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问到最后,有的政府官员甚至哑口无言,面面相觑。第二年的人代会,代表们共提出询问11次,询问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 今年9月初,广州市委率先在全国出台新规程《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明确重大政策须先经政治协商。这份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督导、十易其稿的政协新政,被专家称为“可望为全局性的政治文明变革”。
    • 10月16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规定:政府越权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法撤销,重大事项讨论存在争议可召开听证会,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应报告人大
  • tags: s胜诉, j救济落空, s上诉, case河北王翠棉, x信息公开诉讼, h河北, g工商登记, s申请追踪,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s商业秘密, x信息准确, s涉信息公开立法, g公司法, d地方政府规章, s司法认知, j举证责任

    • 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被告石家庄市工商局对原告未能公开金宝公司工商登记档案的行为违法。 
    • 法院作出工商局行为违法确认的依据,一是公司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做好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的行政服务大厅、行政服务中心等行政服务场所,或者设立专门的接待窗口,及时、妥善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 让胜诉判决“没有太大意义”的是,一审判决在确认工商局违法的同时,认为“本案中被告因管理不善而将金宝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丢失,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公开金宝公司工商登记档案的诉求已不能实现”
    •  对于法院认定登记档案无法公开,为王翠棉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吴昕栋研究员和李义旭律师也表示质疑。在受王翠棉委托拟定的上诉状中,吴昕栋提出,对于这一认定,原告方“无法接受”。 
    • 首先,一审法院这么认定,仅仅根据工商局自己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其次,在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工商局出具的《关于石家庄市金宝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说明》,以此来证明该档案并没有丢失;第三,该档案有电子版本和纸张版本,保管和移交都要有严格的程序,从经验法则判断,丢失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丢失的可能性更小;最后,如果该档案真的丢失了,工商局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如什么时间丢失的?谁丢失的?怎么丢失的?怎么处理的?而事实是,工商局并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证据。 
    • 基于此,原告方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在维持被上诉人石家庄工商局行为违法的基础上,增加判决被上诉人依法向上诉人王翠棉公开石家庄市金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 
  • tags: case钓鱼执法, a案件背景, y有助政府部门整改

    • 都市快报:你申请上述信息公开,希望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郝劲松:上海的钓鱼执法非常严重,闵行区和浦东新区被揭露出来的事情,仅仅是冰山一角。我注意到上海市政府首次对浦东新区自残司机的回应,要求调查。注意,只是浦东新区。

    • 希望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重视。钓鱼执法的动力根源,就在于巨额的罚款。以闵行区为例,两年就罚五千万。如此庞大的巨额暴利,使得执法人员执法犯法。每个区到底罚了多少钱,多少人次?被罚的车中,有多少真正的黑车,有多少人是被栽赃陷害的?部门对罚款截留了多少?这都是公众所关心的。
  • tags: case钓鱼执法, a案件背景

    • 郝劲松说,“钓鱼执法”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诬良为娼,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台规定予以禁止。
    • 青年作家韩寒则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说:“(钓鱼式执法)处心积虑地对善良的私家车车主进行迫害。将单纯的好人从茫茫车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
    • 新华社昨日发表评论说:当“执法创新”逼迫善良的人们遏制内心主动帮助有困难人的冲动时,就必然会成为千夫所指。

        本报17日的“快报快评”也对钓鱼执法提出过批评:荒谬的执法,动摇的是执政之基;它不仅脱离群众,而且陷害群众,是非常危险的。

  • tags: case钓鱼执法, a案件背景

  • tags: case钓鱼执法, a案件背景

  • tags: case钓鱼执法, a案件背景

  • tags: case钓鱼执法, x新闻综述

  • tags: case钓鱼执法, s上海, l律师行使知情权, y有助弱势群体维权, x行政行为依据, x行政处罚信息

    • 广受关注的上海闵行“钓鱼执法”案件当事人张晖的律师郝劲松,今天下午用19封邮政特快专递从北京寄往上海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申请信息公开
    • 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在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即执法机关雇佣无业人员假扮”乘客’搭车,”乘客”引诱司机收费并把车引入执法人员设好的埋伏圈,从派出钓铒,设套,埋伏,到抓人,扣车,罚款,一气呵成,一辆车少则罚一万元,多则2到3万
    • 以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为例,两年时间处罚5000辆所谓的”黑车”,罚款5000多万,巨大的罚款金额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惜铤而走险,不择手段,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 中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钓鱼执法”的相关惩处规定,各地交通执法部门互相仿效,争相使用”钓鱼式执法”强行罚款,牟取巨额利益,执法机关与被处罚车主常常矛盾激化,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08年3月,上海奉贤区发生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一名车主在遭遇”钓鱼执法”时,当场刺死假扮”乘客”的钩子.”钓鱼执法”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诬良为娼,与和谐社会相去甚远
    • 出于个人研究需要
    • 在此时间段,你单位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后全部罚没款金额总共有多少
    • 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在这个时间段给你单位下达的预定罚款指标任务是多少
    • 你单位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后配合某某汽车运输队收取”代驾费”金额总共有多少?你单位配合某某汽车运输队收取”停车费”金额总共有多少
    • 上交财政的金额总共有多少?财政返还你单位金额总共有多少
    • 有多少位“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假扮乘客配合你单位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
    • 奖励配合你单位执法的乘坐”黑车”的”乘客”多少人次?奖励金额总共有多少??”乘客”在接收奖励钱款后是否给你单位写有收条并签字
  • tags: k影响媒体以限制公众知情权, y舆情导向, x宣传公关, l立场转变, l领导立场, z主动公开, d地方政策, k考核, j基层政府, a安徽, m媒体操守, g官场规则

    • 半月谈记者在与基层宣传部门负责人交谈中了解到,当前,受一些地方党委政府领导错误政绩观的影响,“控负”成了当地宣传部门的主要职责。只要保证不出负面报道,多上正面报道,宣传部长就“称职”,否则就是不称职
    • 在少数媒体责任感缺乏的社会背景下,以稿谋利现象依然存在
    • 当前,社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互联网传播的大众化、媒体化、数字化日趋凸显,在这种形势下,基层宣传思想工作不可避免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新时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导致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成、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地方党委政府善于回应社会关注热点、疏导舆论情绪,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化解负面影响
    • “目前,控制负面报道要牵制我70%的精力。”西部省份某县县委宣传部张副部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对县里的批评报道多了,县委书记就会找常委宣传部长,常委宣传部长就会批评我,我年终考核就要受影响,说不定还要丢乌纱帽。”

      张副部长告诉记者,县里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媒体记者就会蜂拥而至。为了控制负面宣传,他必须对前来报道的每一名记者热情接待,想尽办法淡化处理。记者采写负面报道,他们就全程陪同,以便“盯梢”,防止群众“乱说”,如果记者悄悄采访,他们就要四处寻找记者踪迹,了解记者采访了哪些人,报道了什么问题。为了“控负”,他们不仅要找记者沟通,还要找记者的领导或媒体的主管部门说情,甚至低三下四,请客送礼,不堪其苦。而一个县有很多职能部门,隔三差五总会出点事,因此“控负”任务十分繁重。

    • 按说国家赋予媒体舆论监督权,宣传部门应该全力配合记者做好舆论监督工作。但县领导总是以必须正确引导舆论,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由,要求宣传部‘灭火’。
    • 有的基层宣传干部因所谓“灭火”不力,竟遭撤职、调离岗位等处分。半月谈记者曾报道过西部某县借农房改造之名严重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文章刊发后,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但令人费解的是,直接参与侵害农民利益的县、乡党政负责人一个也没有被追究责任,两名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却成了“替罪羊”,遭到撤职或调离岗位的惩处。理由是没有摆平记者,没有捂住不利于地方形象的负面新闻。
    • 记者在基层了解到,许多地方对宣传干部“控负”都有考核,甚至划了硬杠杠,成了谁也不敢踩的“红线”。有的地方竟对宣传干部定下荒唐的规矩:凡因“控负”不力,导致中央级或省级媒体一年内对本地进行负面报道达两次者,就地免职
    • 这个评价杠杆迫使许多宣传部长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疲于应付媒体上,从而忽视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基础性投入和全局性思考,越往基层和不发达地区,这种倾向就越明显。
    • 个别记者、编辑出于个人目的,将小事炒大、大事炒恶,意图从中谋利,个别媒体则从经营角度考虑,将此作为拉广告、拉赞助、推动报刊发行的良机,对编辑、记者的刻意炒作和变相要挟行为默许甚至放纵,一些基层宣传部门不堪其扰。
    • 安徽省某贫困县采访时,县外宣办王主任告诉记者这样一个事例:他所在的贫困县近年来为了招商引资,在县城周围占用农田建设开发区,但有些土地未批先用。去年7月,北京某媒体来了两名记者对此进行采访。县领导闻讯要求宣传部门“无论如何要把火灭了”,否则将影响全县的经济建设。

      王主任接此重任后,对记者热情接待,由于县里拿不出开发区占用土地的批件,前来采访的记者表示要就违法占用耕地问题进行曝光。王主任再三请求能否不报道。那两名记者提出县里拿5万元,他们带给报社领导“通融通融”。王主任说县里很穷,能否给2万元,对方开价最少3万元。王主任只得答应,说先给1万元,等事情办好后再给2万元。那两名记者带着1万元回了北京。几天后,一名记者发短信给王主任,说地方没有按时把剩下的2万元汇过去,让他在领导面前很没面子,为此领导很生气,要求实事求是地发稿。王主任得此消息后立即向领导汇报,领导无辙,决定还是给报社3万元,但要对方开发票。王主任经过多次交涉,对方答应给该县做半个版的正面宣传,给了3万元的发票,还让王主任自己留下5000元作为辛苦费。于是王主任亲自主笔,写了一篇对该县开发区大加赞誉的文章并配发图片,该报全文照登。但那5000元王主任没敢拿,而是交给了县报社作为办公经费。为了防止那两名记者以后找麻烦,王主任至今还保留着当初的手机信息。

    • 不仅热衷于炒负面新闻,还互通信息,进行所谓的资源共享,一旦出了事,他们轮番前来采访,不少就是为了拉广告或牟取私利。特别是在每年报刊发行前,一些媒体更是找点事情,打电话变相要挟,希望能征订他们的报纸。如果不订,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他们找件事情炒作。而如果都订,穷县财政实在难以负担。我现在北京和省会来的电话都不敢接,一般都是要求征订报纸或拉广告的。”王主任说
    • 北京一家网站驻合肥办事处的两名工作人员来此,表示要对这起事件进行报道。经查,这家网站并无上级主管部门,也没有备案批号。向省网宣办汇报后,因该网站服务器不在安徽,无法关闭。为了减少县里的负面报道,他只得到该网站去求情。经过两天交涉,最后网站办事处负责人提出要县里买他们的“安全生产案例光盘”,每盘2000元。经讨价还价,最后他只得买了10盘。“虽然这是家不合法的网站,但其刊登了负面新闻,传播是无边界的,因此不得不防。”他无奈地说。
    • 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地方形象,实际上是怕上级“打板子”,影响了“乌纱帽”,耽误了升迁。这种错误心态与当前一些地方单一的上级考核下级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有很大关系。
    • 针对一些媒体以稿谋私、以稿谋利的现象,国家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强化媒体的社会责任,规范媒体的经营行为,让真正的舆论监督更硬气。
  • tags: s司法解释, x下位法篡改上位法, f法学家立场, h豁免, t讨论过程信息s受案范围, z主动公开, l利害关系, d定密行为, s申请人资格, s社会稳定, h汇总和加工信息

    • 《征求意见稿》的最大亮点,是将行政机关的主动公开行为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金国坤认为这点太重要了。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三)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应当主动公开而未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原告。
        金国坤认为这有一点公益诉讼的味道。“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后,有不少地方的律师和其他关心公益的人士提出要公开财政收支情况,包括政府开支、罚没款数额、收费及其使用情况等。尽管这些都属于理应主动公开的范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公开。以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如果相关政府信息该公开没有公开,或者认为应当公开,又有利害关系,如纳税人、交费人,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开这方面的信息,人民法院就可以判决限期公开。”
    • “这些规定概括起来,就是承认‘实际影响’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实际影响’认定行政诉讼范围,根据‘实际影响’确定行政诉讼原告。”杨小军说。
    •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和起诉条件的固有观念的影响,有些地方法院错误地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原告,应当与所申请的政府信息之间有利害关系,否则就认为没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不予受理。例如,在申请房管部门公开房屋登记档案时,房管部门以申请公开的房屋已属于国家所有,申请人不是房屋产权人无权查阅房产档案为由不予公开,起诉到人民法院后便以没有原告资格为由不予受理。
        金国坤说:“其实,申请人对决定不予公开不服,不管什么原因,不管与其申请公开的事项之间有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就与信息公开这件事形成了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申请人认为不公开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当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以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理解上就存在着偏差。《征求意见稿》关于信息公开案件受案范围的规定,统一了法院的认识。”
    • 不予公开范围增加了两种:一种是经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依法确定为不公开的,另一种是尚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可能影响正常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目的实现的。尽管这样的扩大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践需求,但毕竟不是法定范围,超出立法范围进行扩大解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根据不足。”
    • 金国坤也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没有将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中的信息排除出公开的范围。恰恰相反,有些过程中的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需要,过程公开也是透明度的要求。”
    • 对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不公开,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但这条规定时常被用来作为掩盖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借口。所谓“敏感信息”,是个别机关、个别人敏感。担心自己的违法、侵权事实被公开后,会致本机关、本领导、本工作人员于不利或者被动局面。
        “所以,这条规定应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书’,以限制它的适用范围,那就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除外。”杨小军强调这些内容恰好应当是司法解释的职能,应该予以明确规定。
    • 如果政府机关有汇总、加工的职责,那么公民要求政府机关公开已经汇总、加工或者应该汇总、加工的政府信息,就是他的权利,政府机关不能拒绝,法院更不能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他说。
        “不汇总、加工审批信息,是政府机关的失职,并不是公民出的难题。”
        杨小军说:“司法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所区别,而不能全部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
    • “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焦点之一,就是对于什么是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争议颇大,问题较多。《征求意见稿》只是规定了谁来证明‘特殊需要’,这一点当然应该明确。但问题是,还有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涵义需要界定,原告证明或者没有证明的标准是什么?证明了特殊需要,政府机关是否就必须公开?法院就应当判决被告公开?这些关键问题,也需要《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
  • tags: s司法解释, p评论

    • 大量相关诉讼涌向法院,但是这一渠道并不顺畅。一些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即使受理了,原告的胜诉率也很低。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受理难、胜诉难的原因,除了中国行政诉讼固有的困难,《条例》本身存在不少模糊性,也给法院带来了难题

    • 此次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就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资格、特殊的证据规则、不予公开范围的司法认定、政府信息公开与适用档案法的关系、裁判方式、针对公共企事业单位诉讼的参照适用等问题做出了规定
    • 尽管《条例》就信息公开条例的申请人资格规定了附加条件——“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但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并未对原告资格作出类似限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等均可作为原告。

        不过,在举证责任方面,征求意见稿仍要求原告就“是否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履行证明义务。

    • 除了第四项,其余几项和《条例》的规定相比并无实质进展,仍存在很多模糊空间。例如,“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很可能沦为一个被行政机关任意解释的“口袋”。而“经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依法确定”也导致行政机关对是否公开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 这意味着,法院对行政系统内的保密审查决定并不进行司法审查。由于《保密法》的相关规定很不完善,这将导致原告几乎没有质疑行政机关保密决定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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