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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go newsmarks 12/05/2009

十二月 5, 2009
  • tags: g官员财产公开, c重庆, h湖南, z浙江, x新疆

  • tags: case番禺垃圾焚烧场, f非官方媒体, y隐私(官员), l利益输送, d党领导立场

    • “垃圾焚烧利益勾连门”事涉政府官员,与垃圾焚烧项目的合法性牵连在一起,面对公众的怀疑,政府相关部门却并没有主动回应公众,这是说不过去的。公众对“黑幕”的怀疑,实际上向政府相关部门伸张了一种“查清并告知公众”的权利,对这一权利不可能视而不见。媒体基于职能当然可以一步一步地把真相挖出来,但政府也不可能推卸它在这一事件中的道德义务。
    • 据报道,广州市政府新闻处姚处长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时,表示“真存在利益关系,应该由纪委来介入”。
    • 确实有必要请纪委等部门来查实并告知公众。比之垃圾焚烧的环评及民意“合法性论证”,项目本身是否牵涉利益“黑幕”,相关官员是否牵涉其中更具前提性。
    • 让我们重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去年11月的一段讲话:“必须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回应社会关切,努力抢占先机、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牢牢占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
  • tags: z主动公开, x行政收费, x行政行为依据, h湖北

  • tags: s司法解释, l立法者解释, h豁免, x下位法篡改上位法, l立法背景, 1′

    • 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同时也是该院司法解释课题的负责人,他在上周北京大学召开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会议上透露,在20天时间里,最高法院收到几百条意见建议,并及时跟踪收集了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或专家学者访谈;从收集到的意见来看,最有争议的是《规定》第11条。
    • 经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依法确定为不公开的这两项,无论学者还是普通网民,意见都比较集中,有的意见比较尖锐地认为这一规定“至少存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嫌疑”
    • 对于第五项“尚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中的政府信息”,即平常说的“过程信息”、“决策信息”,也有同志提出了质疑。
    • “如何认定影响安定、稳定的信息,这是非常难划分的。”与会的国务院法制办李向东副司长认为,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行政机关要有证据证明这个信息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稳定,否则必须公开,但关键是在操作上怎么做。
    • 要求行政机关对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或者加工而行政机关予以拒绝
  • tags: s司法解释, f法律冲突, b保守国家秘密法, z制约因素, 1′, l类似个案

    •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被称为我国政治文明演进的重大事件。
    • 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条例实施一周年,全国只有9个省份、6个部委被认定为及格,个中情形可见一斑。
    • 最高法今次公布司法解释意见草案,首要意义即在于明确法院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处理原则,使各地法院应对相关诉讼能清晰取态。
    • 围绕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议题,事实上寄予了公众对民主政治参与的一种焦虑和饥渴,并不能囿于一种法条主义来狭隘解读。当前政府信息公开所遭遇的困境,其实就是未能形成对公权力实质制约的表现,政府由自我意志主导信息公开,徒有条例而无强制,信息公开的广度与深度必然难以期待。引入司法救济的极端重要性在此不言而喻。
    • 在当前信息公开的法规体系之中,一个突出问题即在于信息公开与信息保密的关系失衡。在我国,《保密法》属于国家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后者的效力层次明显处于弱势。这在法治健全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部门可以据守《保密法》而处处设防,而乐见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是公众居多。这种信息公开与信息保密的失衡关系,首先就在法规体系内部鲜明体现出来。
    • 能够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同级保密工作部门出具的属于国家秘密的审查、确认结论,请求在诉讼中不提交该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这事实上就涉及在司法实践中对《保密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协调问题。
    • 关键在于,如果地方政府依据《保密法》确定为国家秘密,而《信息公开条例》认为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法院又该如何处置?比如,广州已经公开了114个市级部门的财政预算,而在上海,同样的申请内容被告知是“国家机密”而“不予公开”。两种做法都各有依据,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问题上的完全自我主导又暴露了出来。进而言之,如果没有配套的信息立法施加政府信息公开的压力,这种情形下的司法救济也恐怕能力有限。
    • 从长远来看,在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守国家秘密之间,只能以公共利益为判断标准,并且不能由政府部门或官员单方面垄断这种公共利益的话语权和判断权。在此基础上,通过一整套严谨的制度设计,使保守国家秘密不至于成为权力营私的借口,而推进信息公开不至于成为损害公共利益的举动。这两者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必然是并行不悖的存在。
    • 从过度保密的政府行为中释放出公众应有的知情权,应该是司法救济的自觉追求。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如能立意于此,已是幸事。
  • tags: g公益诉讼, y原告资格, p评论

    • 主要在于我国尚未真正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诉讼行为纳入“公益诉讼”范畴。其实,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以及申请不得而随后提起的行政诉讼,本质上与社会性和公益性有关,从法理角度也应该尽快将其定位为公益诉讼。这样,公民个人行为才有可能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首先,这种行政诉讼必然有可能减、免各类诉讼成本;其次,公益性诉讼地位确立,司法机关就有可能为此指派公益律师参与,而不是当事人自己负责;第三,一旦界定为公益性诉讼,还可以激发公民监督政府政务行为的自觉性,最终有利于政府依法行政。
  • tags: x行政复议, s上海, t统计数据

    • 在办结的案件中,维持行政机关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的11787件,占办结总量近70%;经调解后申请人撤回申请或者争议各方和解的3124件,占19%;撤销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1377件,仅占8%。
    • 本市信息公开规定实施后,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案件增长较快,去年已占到总数的25.9%。
  • tags: f法学家立场, c拆迁, z重大知情权事件, z主动公开, z知识分子立场, f法律冲突

    • 首先我们要区分根本利益的拆迁和商业利益的拆迁,如果开奥运会期间拆迁等等,要和这个拆迁区分开来。这个拆迁的条件、拆迁的标准、拆迁的城市都应该有所区别。如果是效益拆迁不应该由政府采取强制的道路,你不能够采取强制,他不一定要把这个土地、房子让出来,那你就不能强制拆除,要让他自己让出来。如果真正是为了公共利益,比如说为了北京的奥运会,这个拆迁是为了根本利益拆迁的。
    • 我们一定要修改2002年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要把这个《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物权法》法治的精神和要求统一起来。如果政府拆迁,拆迁人往往是企业或者是开发商,他们很可能采取野蛮的手段来对付被拆迁人,现在有很多案子都是这么发生的。如果让他们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去拆迁,应该是由政府来组织,政府来监督,不应该把拆迁权给有利益的人去拆迁,那不出问题才怪呢?再一个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拆迁,也应该由政府进行组织,由专门的拆迁公司来进行拆迁。

      现在政府的拆迁如果发生了矛盾、发生了问题,老百姓有意见,或者是对安置的问题有意见,应该由法律进行裁决。现在政府拆迁由政府自己来裁决,这个是违反了基本的正义,也是违法法律正当的程序。现在我们裁决是由政府来裁决,那这个利益之间自己要裁决,自己要执行,应该是有利益关系的不能进行裁决和执行,可以由其他的第三方来进行裁决,这个是我们的体制、机制出现问题
    • 我们的房屋拆迁补偿的标准存在问题。整个标准是太低了,像城市拆迁,你把人家的房子拆了,你给人家一千块钱、两千块钱,或者是三千块钱。但是如果是盖好房子了以后,这个房子就卖一万了,而且拆的时候是一层,但是盖的时候还盖20层、30层,所以说这个跟付给被拆迁人的钱就太不成比例了。还有政府卖的地基就卖的很贵,也导致了现在补偿的价格过低。
    • :这个合法维权和“钉子户”,它不是矛盾的概念,它也是合法维权。他这个是不是用运用法律的手段,在法律的范围内来进行维权。刚才讲如果假如开发商确定他拆迁的时间是很不合理的,或者是给他的补偿的标准是很低的。或者是拆迁的手续不齐全的,他可能没有拆迁许可证,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手续没有办,或者是拆迁的资金没有到位,这样的话我就要在这里,你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我肯定不搬。

      还有就是为了根本利益的拆迁,有一个时间限制在这里。要开奥运会或者是世博会,即使有这样的问题,政府确定下来时间了,你在这个时间里即使有问题,也要拆迁。如果不拆迁的话,根本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违法违规。这样的话你可以打110,如果他对你进行暴力拆迁的话,你可以提起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你可以在很多法制的渠道进行解决。

      如果是开发商为了开发利益拆迁,比如说他两三个月就让你走,甚至是房子都没有给你安排好,这样你不能说我是“钉子户”,即使我是“钉子户”,我也是合法的违规,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地方。现在我一分钱都没有,这些问题你没有给我解决,所以这个“钉子户”和合法维权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区分清楚,“钉子户”不一定都是违法的,“钉子户”也有一些是合法的,但“钉子户”如果是遇到了根本利益大于你的私人利益,这种情况你受一些委屈,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法律途径或者是其他的救济来解决问题,那你不能赖在那里不走,你就是违法违规。如果是违法违规的话,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政府也会根据法律来采取强制措施,来强制拆迁你的房屋。

      如果你用暴力来抵抗,政府也可以对你采取人身强制措施,甚至你可以造成犯罪、违法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钉子户”要进行合法的违规,不能采取以暴治暴的手段,这样的话不会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话你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更大的损害,比如说自己的生命已经搭进去了,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很不值得的
    • 我觉得《物权法》现在还不能保证公民拆迁的利益。因为《物权法》规定,拆迁补偿的标准、安置的标准,还有救济的途径,现在《物权法》都没有做出这个规定。《物权法》只是简单的说,你应该申请补偿。《物权法》第42条,征收单位对拆迁房屋应该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来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安置条件。就这么一两句话是很不具体的,到时候可以拿着《物权法》对抗拆迁,但是它是解决不了拆迁的问题。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应该制定《房屋拆迁法》、《土地征用法》,应该规定拆迁的条件,是根本利益拆迁还是商业利益拆迁,还有拆迁补偿的标准,安置标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发生矛盾的时候,解决的途径,就是由谁来解决,要通过司法或者是第三方(没有利益的第三方)来裁定。
    • 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决定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在这里就称“钉子户”吧,但这不是法律用语),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至于如何强制执行,我国目前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但尚未通过,根据该法三审稿,强制执行的基本程序和要求是:(一)事先向“钉子户”发出催告书,告知其履行期限和他所享有的权利;(二)作出正式强制执行决定书,向“钉子户”详细说明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执行时间,以及他的救济途径; (三)将强制执行决定书交付该“钉子户”;(四)如执行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如导致人员死亡),可中止执行;(五)除紧急情况或当事人同意外,强制执行不得在夜间或节假日实施;(六)行政机关不得对“钉子户”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钉子户”履行。这是文明执法的基本要求。
    • 在现代信息社会,任何官方即使有动用权力封锁此类新闻事件的心和胆,也没有封锁此类新闻事件的术和力。再说,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明确规定,政府应当主动公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信息,否则,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可责令他们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监察机关和上一级行政机关还可对他们依法给予处分,追究其法律责任
  • tags: s司法政策, s司法解释, s受案范围

  • tags: s司法解释, s受案范围, s司法政策, n难找的证据, l立场转变

    • 最高人民法院昨日下发《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针对此前公众反应强烈的行政诉讼案件“立案难”的问题,要求各级法院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限制受案范围。
    • 根据《意见》,凡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可诉性事项,不得擅自加以排除;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有单行法律、法规授权的,也要严格遵循;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排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均应当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最高院行政庭有关负责人介绍称,从最高院此前开通的民意沟通信箱征集的意见来看,行政诉讼“告状难”现象依然存在
    • 《意见》规定,法院不仅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也要依法保护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与人身权、财产权密切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权利。严禁以任何非法定理由为借口,拒绝受理某类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
    • 要正确处理起诉权和胜诉权的关系,不能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成立而限制或者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 针对当前行政行为方式不断丰富、行政管理领域不断拓展的形势,《意见》要求各级法院积极回应群众的现实司法需求,依法积极受理行政给付、行政监管、行政允诺、行政不作为等新类型案件,依法积极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等涉及公民其他社会权利的案件。
    • 如对于情况紧急且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或公共利益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要及时立案、尽快审理。而由于起诉人法律知识不足导致起诉状内容欠缺、错列被告等情形的,应当给予必要的指导和释明,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予以驳回。
    • 最高院要求各地彻底废除各种违法限制行政案件受理的“土政策”。对于干预、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造成恶劣影响的
    • 应及时向当地党委、纪检监察机关和上级法院反映,上级法院要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作出严肃处理。
  • tags: toberead, x信息公开诉讼, b北京, s审计, s审计署,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t土地, b不予受理, s司法解释, l立法者解释, f法规评论, g国家秘密, s社会稳定, f法学家立场, t统计数字, y研讨会

    • 近日,在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李广宇介绍说,近1个月时间里,最高法收到了几百条意见和建议。
    • 李广宇表示,对于最高法出台该司法解释,各界普遍表示欢迎和期待,总体争议不大,意见最集中的是征求意见稿第11条规定的法院对于“六项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做出的司法认定上。
    • 记者日前采访的一些学者和曾经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大多表示,《条例》实施一年半来的许多事实已经表明,各级政府机关的信息公开工作存在明显不足,在我国政府机关普遍缺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意识、公众只能求助于民告官促使政府公开信息的大背景下,司法解释更应起积极作用,有所作为。
    •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不予公开的前三项只是照抄《条例》原文,没有进行任何解释,导致《条例》中的这些模糊地带依旧存在。例如,“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很可能沦为“一个筐,只要行政机关不想公开某个信息,都可以往这个筐里装”。
    • 北京市民朱福祥的经历说明了这个问题。去年6月16日,朱福祥向国家审计署申请公开北京市违规使用了多少土地出让金、北京市有多少土地净收益未纳入基金预算管理、北京市高尔夫球场以何种方式供地等信息。10天后,审计署答复他,你要求公开的这些信息“社会关注度高、敏感性强,公开后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根据《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不予提供信息。”

          后来,朱福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审计署公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审计结果”公告的具体内容,法院收下了诉状,但是许多天过去了,他没有得到法院的任何消息。

    • 不予公开的第四项即“经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依法确定”遭到了学者和普通网民的普遍批评:这将导致行政机关对是否公开信息有极大自由。
    • 行政机关需要证明,“该政府信息已经依照法定程序确定为国家秘密,或者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同级保密工作部门出具的属于国家秘密的审查、确认结论,请求在诉讼中不提交该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这就意味着,法院对行政系统内的保密审查决定并不进行司法审查

    • 除国家和地方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外,各级国家机关和一些企业事业单位有权将自己产生的有关事项设定为国家秘密,并确定其密级。这样,行政机关要证明某个政府信息已被自己确定为国家秘密,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开证明;要证明该信息已被保密工作部门、其他国家机关或单位确定为国家秘密,往往也很容易获得保密部门或相关单位的支持。
    • 在政府信息公开较早的上海市,去年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被拒绝的原因中,超过六成是“信息属于国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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