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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go newsmarks 12/30/2009

十二月 30, 2009
  • tags: x信息公开诉讼, s山东, t统计数据, s司法政策, b不予受理

    • 要求行政审判法官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多做协调工作,强化依法、自愿协调,正确处理协调和判决的关系,防止强迫和解、以判压和、久和不判
    • 2009年他们审理的六起政府信息公开案,就有四起行政机关败诉,用活生生的事实增强了公众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合法权益的信心。
  • tags: toberead

  • tags: case江苏污水处理厂环评, g官方媒体, x信息公开诉讼, j江苏, h环境影响评价,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b部分公开, t讨论过程信息, c呈报上级信息, a案件背景, y有助律师办案, c撤诉

    • 此案恰巧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期间,极具司法实务参考价值,引起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
    • 省环保厅在收到黄建新的信息公开申请后答复: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由苏州市环保局初审,省环保厅同意苏州市环保局的初审意见予以批复,遂黄建新又向苏州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市环保局认为此项目的审批机关是省环保厅,市环保局没有最终审批的相关信息可以公开。 在公开环保信息的要求遭拒后,黄建新一纸诉状,将苏州市环保局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苏州市环保局拒绝公开信息的做法影响了他的知情权,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
    • 黄建新认为,沙洲印染公司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是由苏州市环保局出具初审意见,并送省环保厅最终审批的,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应当依法公开。他反复质问2个问题:距离我家60米不到的污水厂,到底有没有《环境影响报告书》?如果有的话,为什么环保部门拒绝向我公开?
    • 法庭辩论中,苏州市环保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最终审批权和解释权在省环境保护厅,苏州市环保局没有终审的相关信息。同时,苏州送呈的仅仅是初审意见,并不具有决定性,且只是作为内部文件进行流转,因此苏州市环保局无法向当事人提供相关信息。此外,合兴污水处理厂作为沙洲印染公司的附属设施,没有独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因此也不存在黄建新申请公开的“合兴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书”。
    • 该案的审判长由沧浪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华建文担任。在长达2个多小时的法庭辩论后,他敲下法槌宣布择日继续开庭。
    • 12月17日,审理继续进行,不过,这一次,官民双方坐到了圆桌审判桌前,并且张家港沙洲印染公司被法院追加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在审判长华建文的主持下,三方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方案,黄建新从张家港沙洲印染公司得到了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复印件,黄建新同意撤诉。
    • 在法院出具的行政裁定书上,原告黄建新撤诉理由是:“第三人已经主动向原告提供了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评估书中不涉及商业秘密的部分材料复印件,合兴污水处理厂又无单独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原告以继续诉讼无必要为由申请撤回起诉。 ”
    • 苏州市首例政府信息公开案以圆桌法庭的形式顺利结案的审判过程引起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对于制定司法解释具有最新参考意义。
  • tags: s司法公开, s司法与媒体关系, z最高人民法院文件, f非官方媒体, m媒体问责, k控制媒体以限制公众知情权, f法学家立场, 1′, f法规分析, p批评

    • 该规定第九条为新闻媒体对法院的采访报道确立了五项“戒律”:(一)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二)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三)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四)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五)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凡违反这五条之一的,法院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对违反法律规定者还要追责。
    • 新闻报道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当然包括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和案件的报道权利,只要媒体没有侵害案件当事人的权利,恪守了职业伦理,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调查和获得的消息进行报道。新闻媒体负责的对象是消费者和普通公民,新闻媒体通过行使自己的报道构成对公权力机关的监督,以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 首先,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如何能“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新闻媒体对某个案件的报道如何能上升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难道公民的知情权和司法公正不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大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某个个案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审判无疑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 新闻媒体怎么可能“泄露国家秘密”?众所周知,只有国家公职人员能接近和掌握“国家秘密”,媒体根本不是“国家秘密”的掌握者,如果某公职人员将“国家秘密”透露给了媒体,那也是该公职人员“泄露国家秘密”,而不是媒体!况且,《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都规定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在此情形下,媒体根本无法旁听甚至采访,怎么可能知道“国家秘密”呢?
    • “戒律”第二项针对的是正在审理案件的报道。问题是:何谓“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一篇报道失实多少算是“严重失实”?30%、50%,还是80%?根据什么标准计算这种比例?比如,被公诉的“罪名”报道错误算不算“严重失实”?别忘了,根据法理,与事实不符的报道完全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因为没有人或者新闻媒体能够做到言论或者报道(永远)完全合乎事实,尤其是针对公共事务。

        也许有人会说,允许媒体不合事实地报道,岂不会导致其权利滥用?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一方面,如果媒体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不负责任的媒体就会遭到公众的唾弃,进而被逐步淘汰;另一方面,媒体实行行业自律,违反职业伦理的媒体会受到行业惩罚。进一步,如果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不是针对公权力机关或者公共事务而是针对私人的话,私人可以对媒体提起诉讼。

    • 究竟什么是“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恐怕更难界定。我们知道,“意图”是藏在人头脑里的,外界难以知晓。文字写作可不像杀人行为,作者的意图几乎无法猜测。那么,判断一篇报道是否存在“恶意”如何进行?到记者的脑子里去看看?“倾向性报道”的说法同样含混不清。怎样的报道算是具有“倾向性”?记者对一方当事人流露出的同情算不算“倾向性”?记者对程序不公正的批评算不算“倾向性”?不偏不倚的报道,是新闻记者的职业伦理要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闻理想,不必也不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
    • 第三项“戒律”是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令人不解的是,对于“侮辱、诽谤”行为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和《刑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如果记者以侮辱、诽谤方式侵害了一个公民的名誉权,按照那些法律承担责任即可,何以这里再作要求呢?

        可能有人会说,这里是专门针对记者损害“法官名誉”的行为。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法官有名誉权吗?不能不说,根据宪法理论,国家公职人员的名誉权是极为有限的。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很难损害到法官的名誉。

    • 第四项“戒律”禁止媒体“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如何才算“接受……请托”?“请托”意味着什么?一个当事人请求记者报道案件然后请其吃顿饭算不算“请托”?何谓“歪曲”?记者在报道案件时写错了当事人的名字算不算“歪曲”事实?“炒作”又意味着什么?记者带着感情报道一个严重不公正的案件算不算“炒作”?不能不说,“请托”、“炒作”等词汇都不是严格的法律术语,无法准确界定其含义,因而令媒体无所适从。
    • “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规定,是法律法规常用的兜底条款。可是,即使新闻媒体想要“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它们有这样的“行为能力”吗?众所周知,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是建立在司法机关秉公裁判、竭力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之上的,不是建立在新闻媒体宣传和报道基础之上的。如果法院能够做到完全根据宪法和法律独立断案,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和个人的影响,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法院不能依据宪法和法律判案,不能阻挡来自其他机关的影响,不能恪守程序正义,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就无从确立,无论新闻媒体如何报道。
  • tags: s司法公开, s司法与媒体关系, z最高人民法院文件, g官方媒体, x行政责任, m媒体问责, k控制媒体以限制公众知情权, s司法权威低下, n难找的证据, f法规分析

    • 有人疑虑,这一规定显然不仅对各级法院提出了要求,更提醒新闻媒体在报道法院审理、执行工作中的“法律风险”
    • 近十年来,新闻学界一直对所谓“媒体审判”保持着警醒,也在不断进行讨论。在犯罪嫌疑人还没被法庭判罪的情况下,就有媒体和记者宣布其有罪,并以渲染、夸大的手法引导社会舆论,集中对其展开批评。一旦当事人最终被判刑了,媒体、记者就宣扬所谓“新闻的力量”;而如果当事人最终被无罪释放,想向相关媒体和记者“讨个公道”,就很难获得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更不要说让对媒体普遍抱有敬意的舆论转向、纠错、道歉。
    • 为了平息事态和缓解舆论压力,有的党政部门就不问程序不问细节地加重处理。在全国“两会”上也有政协委员质疑说,不管在怎样的舆论压力下,行政问责都不应该情绪化,随意化。
    • 我理解其初衷,在不断受到舆论批评、质疑的环境里,法院很难赢得公众起码的尊重、敬畏和信任,而法院缺少权威、公信,又怎能建立起众所期待的法治社会?

          但法律权威的建立,不在于批评者的意见对错,而在于司法者自身的修养、素质和法律信仰。如果法院不能公正、公开、公平地审理案件,而让当事人不断上诉、上访,就是媒体里找不到一丁点批评,又有什么用?毕竟,媒体报道是事实的反映,也是社会情绪的晴雨表。

    • 怎样认定“恶意倾向性报道”,什么样的报道才算“对正在审理案件的报道严重失实”——如果不公开庭审,相关案情就还算司法机密,没有最终判罪入刑,何来“恶意倾向性”和“严重失实”?而且,媒体批评到什么程度才算“有损法官名誉”,对于“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和“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又如何举证,由谁侦办?法院和法官具有这样的举证、侦查权吗?
    • 这些显然并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法院要不要接受舆论监督、怎样进行监督的原则性问题。在各级法院面对记者采访要求说“不”比比皆是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规定,让全国各级法院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依法追究相应责任”,虽有“严重失实”、“恶意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等前提,但又怎样保证它们不被乱用和任意解释呢?
    • 希望法院在彰显司法权威的同时,不模糊焦点,不设置障碍,主动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还要加强各级法官的法治修养、媒介素养,强化独立审判,只有这样,法院才能让人信服,司法才能受到更多人尊重
  • tags: s司法公开, s司法与媒体关系, z最高人民法院文件, f非官方媒体, p批评, n难找的证据, s司法权威低下, x行政责任

    • 从原则上说,这一规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司法区别于行政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公开。司法活动的本质是法官受整个社会的委任,以中立的身份,判断当事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不论当事人是普通民众、法人还是政府机关与官员。这样说来,法官本来就没有秘密可言。
    • 之所以需对当事人公开,因为只有审判活动对双方公开,才不可能对任何一方不公:公正是与公开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需对社会公开,是因为所谓“是非自有公论”,“公道在人心”,法官必须依据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标准,依据中道,来判断当事人的是非,给当事人以真正的公道:公道是与公开联系在一起的。
    • 但近几十年来,中国司法活动的正常状态却是不公开,最多只是半公开。比如,法院不受理某一案件,通常不对当事人说明理由;庭审的时候,人们通常不能旁听,哪怕并不涉及隐私或国家机密,而且,越是公众关注的案件,旁听越困难。同时,法官通常不能当庭判决,不少案件反而要拿到审判委员会上去讨论,其中不少委员根本没有参与审理,却享有司法决策权。还有,裁决文书经常并不公开。执行过程也有很多灰色环节,由此造成一个中国特色:相当数量的司法腐败发生于执行环节。
    • 这种局面的形成,似乎与一种根深蒂固的司法理念有关。这种司法理念不把法院看成社会所委托的旨在解决各种纠纷的中立的裁决者,而是看成实现某种短期目标的工具。“公、检、法”联合办案,就是这种司法理念的经典表现。有的时候,法院院长甚至会成为城市改造拆迁指挥部成员。既然如此,法院的很多流程就不会对社会公开,甚至也不对当事人公开。如此作出的裁决,当然经常不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民众就不断上诉,进而不断针对审理程序和判决结果上访。司法不是在解决问题,反而在制造纠纷。
    • 但假如法院不公开,可以怎样办?这个办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该规定的最后一段确实规定了一些行政性手段,比如加强考核,但这种只是一种内部行政监管机制。揆之以各部门的经验,这种监管的效果是可疑的。
    • 需要在现有的内部行政监管机制之外,给当事人和媒体、社会提供某种救济机制。比如可以规定,公众关注的案件之审理,如果承审法官拒绝媒体旁听,媒体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应当给予具体的书面解释。若法院拒绝公开,媒体还可向上级法院申诉,上级法院应当举行听证会,允许承审法官与媒体进行辩论,以决定是否公开。
    • 让法院审判自己终究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关于司法公开的终极救济手段,其实就是司法人员正确认识到自己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谓特殊就是法官的工作像科学家一样,只是追求真理,而不应当再有任何其他考量;所谓重要是指,法官的判断关乎当事人和整个社会对正义的信心。

          法官们如果意识到这一点,自然就会迫不及待地打开大门,把自己的全部工作拿到阳光之下进行。这不光给当事人带来了公正,其实也解放了法官自己。毕竟,法官的工作只是明辨是非,那么在阳光下,是非曲直岂不是看得最清楚?

  • tags: s司法公开, s司法与媒体关系, z最高人民法院文件, f非官方媒体, f法规分析, p批评, k控制媒体以限制公众知情权

    • 最高人民法院12月23日公布《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向社会承诺六项公开,即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该规定要求人民法院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旁听案件庭审、采访报道法院工作、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便利,而对公开审判的案件,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可以旁听,有条件的审判法庭根据需要可以在旁听席中设立媒体席。
    • 该规定还明确划出了5个“禁区”: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以诽谤法官与当地人的名誉;接受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
    • 什么是“恶意”?什么是“倾向性”?什么是“严重失实”?如此种种定性,应该由谁界定?法院作为被监督者,自己来界定显然不合适。而且,不管谁来界定,都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而不能只是笼统的概念性规定,以致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毕竟,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法院的独立审判,从实质上讲并不矛盾,而都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 所谓“恶意”、“倾向性”,恐怕应以是否违背法律、有悖于公序良俗,为最起码的判断标准,而不能以是否质疑甚至批评了具体法院在具体个案上的做法为标准,也不能以新闻媒体的报道内容是否与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完全一致为标准。尽管新闻媒体必须以“客观报道”为圭臬,这也是新闻媒体的职业准则,但新闻媒体毕竟不是法院,以法院公正审判案件的标准衡量新闻媒体的报道,对新闻媒体既是一种苛求,也是一种现实不可能。
    • 对什么是“严重失实”,“失实”到什么程度才算“严重”,就要有严格限定。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看,即便新闻媒体的报道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只要其没有触犯法律,司法都常常“网开一面”,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基于这样一个常识判断:作为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堡垒,法院是独立审判的,它只需要从法律的理性出发,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干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不必因报道失实甚至“严重失实”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但追究其责任者不在法院,而在相关案件当事人。
    • 在转型期的中国,舆论监督的力量不仅不应该被削弱,反而更应该被增强。
    • 新闻媒体和法院之间的关系,更应该是互相砥砺,而不是对立矛盾。
  • tags: s司法公开, s司法与媒体关系, z最高人民法院文件

    • 就公众而言,对媒体是充满敬畏之心的。倒是目前司法权力没有受到很好的约束,“吃了原告吃被告”“利用司法权寻租”等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司法的公信力不太高等令人深感不安。曾经轰动一时的阜阳中院、深圳中院等腐败窝案,无不令人对司法腐败感到震惊和恐惧;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的腐败案和“性贪”——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等人的腐败案,更让人见识了司法腐败的可怕。
    • 在这样的语境下,司法部门不是如何想尽办法加强自身建设和队伍建设,擦净自己身上的污泥,防止司法权力被不良法官滥用,反倒急急忙忙出台“规定”约束媒体,难免让人觉得有封堵舆论监督之门之嫌。
    • 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渠道太狭窄,应该进一步打开政府的信息大门包括法院的大门,让媒体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方便公众监督政府权力(包括司法权)。
    • 更令人着急的是现实中地方少数法院原本对信息公开极不情愿,如果还得到上级的撑腰,笔者担心地方某些法院会借指媒体进行“倾向性报道”,有意阻止媒体采访报道,导致司法权更进一步躲进“暗箱”之中。更重要的是,在公众看来,法院逼仄媒体报道恐有借此屏闭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之嫌。
  • tags: m媒体焦点区别, f非官方媒体, c称赞, w维权人士

    • 梁小斌的诗———“我用我们民族的母语评论/母语中出现‘钓鱼’、‘拆迁’/和最简单的‘被’/有些字令我愤懑/但我说不出声……”说不出声怎么办?向那些说出声来的人致敬吧!
    • 艾未未是著名诗人艾青之子,但与那些在“祖荫”下讨生活的人不同,他用自己的公民实践给乃父“为什么我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作出了高贵诠释。2008年12月5日,艾未未发起了对5·12大地震遇难学生的具体数据的(学校、姓名、年龄、班级、家庭住址、家长联系方式)调查活动,随后便在博客里陆续公布数据。这些数据不断被管理方删除,却也不断被好心的网友转载。于是,在新浪、搜狐、网易、牛博、饭否等网站,一场“寻找真相”的网络“游击战”惊心动魄地展开。
    • 就在一些人以“九斤老太”的心态揶揄80后的“垮掉”、“没理想”、“玩世不恭”时,80后中的王帅、邓玉娇、张海超、孙中界却相继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反驳”。而同为80后的韩寒则以自己的博客为基地,用一种游戏而犀利、尖锐而世俗的杂文笔法“日拱一卒”,对80后的“个人主义”立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诠释。正是有了韩寒这样的一代人,转型社会的怀疑批判工作才不是由一场运动或几个人来完成的,而是一代人开始从无家教、无权威中起步,守护自己生活中切身的利益,疼痛和喜好,乃至以命相搏……
    • 凤凰网“评中评”、人民网“观点1+1”均采取“平媒时评+网络点评”的形式,用一种零敲碎打、嬉笑怒骂、且歌且嘲的方式,有力地注解、拓展或补充了平媒时评的趣味、多元乃至平民性。
  • tags: z重大知情权事件, t突发安全事故公开, g广州, g广东,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h环境信息公开, case番禺辐射源被卡, s申请追踪

    • 昨日下午,番禺洛溪新城居民蔡女士像往常一样到祈福英文学校接孩子回家。与之前不同的是,她带了厚厚一沓自己花了4天时间写成的诉求信,“孩子就在距离漂浮了整整48天的钴-60放射源最近的学校里上课,我希望相关部门能公开卡源故障检测数据,让学生家长和周边10多万居民放心。” 
    • 记者随后采访多位前来接孩子的家长,家长黄先生表示:“听说引起的火灾将隔离墙都烧薄了,怎么能防止它没泄漏?”不少家长表示,对卡源一事希望能更加完整透明地公开48天来的监控信息,保证钴没有泄漏,不会对孩子身体造成影响,让我们真正安心。
    • 蔡女士告诉记者,12月23日她到去市环保局上访,“我要求提供48天事故实时监测记录,接访的杨柳副局长说根据规定必须因申请而公开。” 

        蔡女士说,当日下午,她收到了环保局政策法规处熊必永副处长发来的《广州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法》和《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在详细研究了之后,我已于12月24日,通过传真向市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但没有人告诉我是否符合标准。如果符合,15个工作日内将有书面答复,现在只等回音。”

    • 很多居民质疑,这样一个项目存在于一个有众多商业楼盘、附近有数十万居民的人口稠密区域,十分不合理。居民路小姐说:“它一直都存在这里,谁知道下一次又会有什么故障?”不少居民担心,辐照中心一旦发生放射性污染事故,将对众多民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我们希望,政府马上将该中心迁移,以免今后辐照中心的安全事故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隐患。在迁址之前,该中心不应继续运营。”
  • tags: z重大知情权事件, t突发安全事故公开, g广州, g广东, p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 h环境信息公开, case番禺辐射源被卡, x宣传公关

    • “能否公开这48天的监控记录?让我们了解到,是如何保障放射源无泄漏的?”昨天,在广州市环保局领导接访现场,番禺洛溪新城居民蔡小姐提出,希望公开广州卡源故障具体监测数据,让周边居民安心。
    • 今年10月12日至11月28日,位于番禺钟村的广州辐照技术研究中心发生卡源故障,相关部门及时控制和有效处理,成功清除故障。事后,相关部门通报,经专业检测,没有出现放射性物质泄漏,没有造成环境污染,没有造成对人员辐射伤害。
    • 蔡小姐一家住在洛溪新城。12月中旬看到广州卡源故障的报道,才发现身边有个运作了10多年的辐照中心,而且出现了卡源故障“整个过程政府都处理得很好,也承受了很大压力,我们表示感谢,也感到庆幸。”蔡小姐说,但作为住在附近的居民,现在对此事仍有担忧。“目前信息披露得还不够,能否公开这48天的监控记录?如何保证没泄漏?”
    • 另外,蔡小姐认为,周边居民小区密集,广州辐照中心有这么大的放射源,在这运作是否合适?如果是过去的规划造成,那么如今是否应做调整,尤其此次卡源故障后,是否应考虑搬迁?否则万一哪天发生放射源泄漏,怎么办?
    • 广州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广州卡源故障事件由省环保厅和国家环保相关部门具体负责,处理过程中,至少有6次信息公开,相关报道在广州报纸上发布。政府已按事件进程及时公开了信息。当时的情况是安全的,而政府的工作,也充分考虑到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等多方面因素。

          该负责人介绍,广州卡源故障处理有全程监控和专业检测,也有详细数据支撑,均能证实未造成放射源泄漏和污染。如果市民想了解具体监测数据,可按照《广州市依法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法》,通过法定程序申请,但不一定是市环保部门提供,可能是其他相关部门。该辐照中心会否搬迁,该负责人表示,这个问题会记下来,一旦有结论后,会尽快告诉蔡小姐。

  • tags: j救济财物品, toberead

  • tags: g公共企业公开, t听证

    • 为何公众对于听证会如此不满?“现在我们的听证程序,往往不能充分反映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听取反对方的理由,所以民众参与的意见只是成为对决策的支持,没有真正做到‘通过听证来做出决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说,“公众对听证的公共事务有知情权,包括信息的质询权,比如要求政府和企业提供详细的账目来帮助做出判断,就像陪审团必须看到证据才能做出判决一样。”在她看来,公用企业的信息本就应该公开,听证会上的调价问题,必须要有充分的数据来支持。公众没有充分的信息权,听证就没有意义。
    • 贾西津认为,改进听证程序,只是浅层次的问题,更深层次上,还是定价机制及竞争机制的问题。

      “公用事业的经营属于政府特许经营机制,因为它们有自然垄断性,不能做到充分市场竞争,比如说,一个公司已经占用了管道,另一家就很难进入。”贾西津说,在很多国家,在政府给予许可之前,到底交由哪个企业来提供,是经过一定竞争程序的,政府设立特许经营的目的恰恰是防止自然垄断,以便达到公共物品的最优化提供。而我们目前的公用事业,大多数仍然是国有的,完善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形成。

    • “不是说经营公用事业的企业不能涨价,关键在于,信息需要充分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表示,“企业成本高,需要调价,但是企业内部的东西,公众无法看到。”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曾撰文指出,一方面供水企业往往使用非正常的加速折旧、利润向三产转移以及将资金转移至资本公积等方式,使账面显示为低利润或亏损;另一方面城市供水行业由于垄断经营的特点,传统供水公司普遍存在人员臃肿现象,影响城市供水成本。
    • 杨志勇表示,除了要公布企业成本,还需要判断一点:成本是否合理。但现在似乎很多企业对此仍讳莫如深。他建议,企业在公布信息之时,应有会计师事务所的签字,这样,信息至少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鉴证。
    • “大方向应该是公开,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谁来监管?”杨志勇说。他举例说,监管者对于被监管者一定是很熟悉的,例如电监会对于电力企业的相关问题,一定会更加专业,那么,就需要制度设计,使得监管者不和被监管的企业站在一起。
    • “其实,因为是公用事业,可以要求企业按照上市公司的模式,定期公布企业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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