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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go newsmarks 03/30/2010

三月 30, 2010
  • tags: case山西问题疫苗, l律师行使知情权, s山西, w卫生, y隐瞒, q欺骗, w无耻

    • 3月24日,守候在山西太原的部分媒体,得到了一份由山西省专家组作出的初步调查结论:目前已公开的15个病例和所谓的“高温暴露”疫苗无任何关系,“山西供应的疫苗是安全的”。

        依旧是来自山西的专家,依旧是不透明的信息,依旧是未与全部患儿家长正面接触,这一结论和山西省卫生厅之前的多次表态一样难以取信于人。

    • 此前的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记者王克勤的系列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称山西近百名儿童的死亡、病残,疑与接种了曾暴露在高温下的疫苗有关,由此引爆山西疫苗事件风波。
    • 整个事件起源于一起有关贪腐的举报,历经数年,最终演变成一个轰动社会的公共事件。而地方政府对于事件的反应和表现,将公权力的傲慢、冷漠、暧昧与封闭历历呈现。
    • “这本来就是三年前的一个旧事,现在又被翻出来。”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山西省疾控中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抱怨说,所谓的“高温暴露”疫苗,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而是博弈的工具。

        他所指的博弈,实际上缘于2005年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一系列人事变动。

    • 2005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允许疫苗生产、批发企业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二类疫苗。

        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自愿接种的疫苗。与之相对应的一类疫苗,则是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按规定接种的疫苗。

    • 《条例》出台之前,中国的疫苗均由国家疾控机构统一逐级订购、配送。如山西省,即由疾控中心生物制品供应站负责向全省供应一类疫苗,经营二类疫苗。

        《条例》的意图本是打破官方垄断,通过市场竞争让公众受益。然而,在山西,这本好经却被念歪了——山西省疾控中心又制造了新的垄断。山西省卫生厅在其间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 为了区别华卫公司所经营的疫苗与其他来源的疫苗,山西省疾控中心和华卫公司想出了“贴标签”的方法。2006年4月5日,山西省卫生厅下发通知,决定于当年春秋两季开展麻风或麻腮风联合疫苗预防接种。所附的实施方案中明文规定:全省要统一使用山西省疾控中心逐级配发的标有“山西疾控专用”字样的疫苗。此后,这样的要求又多次出现在山西省卫生厅的文件中。

        陈涛安介绍,在2006年至2007年间,华卫公司雇用临时工,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刚建成、未交工的大楼楼道里,往各种二类疫苗的包装盒上粘贴“山西疾控专用”的标签。为此,疫苗在脱离冷藏的环境下停放,少则四至五个小时,多则数十个小时。这便是“高温暴露疫苗”的由来。

    • 陈涛安分析,部分疫苗生产企业为了能进入山西市场,可能给予田建国10%至20%的返利。更重要的是,华卫公司可以借助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专业地位和山西省卫生厅的行政权力,压制一类疫苗的供应,诱使或迫使公众多接种二类疫苗,从中获利。山西省2006年4月开展的麻风和麻风腮疫苗的群体接种,2006年8月开展的乙脑疫苗的应急接种,2007年开展的乙脑疫苗的群体接种,均有此嫌疑。
    • 在收集了相关证据之后,2007年5月25日,陈涛安向山西省纪委、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实名举报栗文元,称其涉嫌贪污、受贿、洗钱、霸占市场。本刊记者注意到,在这次举报中,陈涛安并未提及“高温暴露”疫苗之事,举报的主要是经济问题。

        同年8月,太原市检察院立案调查栗文元,却因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的介入而搁浅。陈涛安却得到朋友相告,迎泽区检察院正在对他进行调查,理由是涉嫌侵吞国有资产113万元。

        2007年9月,陈涛安向卫生部部长陈竺快递邮寄了《关于卫生部部属疫苗批发企业垄断地方疫苗市场的质询书》,提出“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否是卫生部部属公司”等七点质询。9月15日,他又向卫生部纪检监察司和陈竺举报栗文元。不过均未得到回复。

    • 面对纷纷而来的质疑,2007年10月1日,山西省卫生厅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10月15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关闭。据山西省卫生厅称,是华卫公司提出了中止合同的请求。

        2008年1月7日,山西省卫生厅召开大会,宣布调查结果:山西省疾控中心二类疫苗的供应合作方式符合有关规定;国有资产没有流失;未发现栗文元有贪污、受贿、洗钱的问题。至于广本小汽车,华卫公司以27万元的价格抵押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作为50万元风险抵押金的一部分,由栗文元使用至2007年10月,之后封存在山西省疾控中心车库之内。

        该调查结果也承认:在山西省疾控中心财务管理、抵押风险等问题上,栗文元负有一定责任。

    • 后来,陈涛安的举报转向疫苗质量问题,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也成了举报对象。

        在2007年12月17日向山西省卫生厅第三次递交补充材料时,陈涛安才提到了“高温暴露”疫苗问题;所提及的也仅是“疫苗长时间常温停放,药效很值得质疑”,并未质疑其安全性。

        2008年5月,看到公开举报内容的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村民易文龙联系上了陈涛安。易文龙的女儿2006年12月8日接种流脑A+C疫苗后,患上了“继发性癫痫”。陈涛安随后联系到更多的患儿家属,他们都怀疑自己的孩子因为接种疫苗而受到了损伤,却苦于长期得不到权威解答,也找不到维权途径。

    • 面对压力,2008年11月,山西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对五例患儿做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界定结果称其中四例排除与疫苗接种有关,一例虽鉴定为异常反应,但不属于“高温暴露”期间提供的疫苗。

        陈涛安则指出该鉴定不足为信。一是鉴定专家不是由患儿家庭抽取,而是由卫生厅选派;二是七名鉴定专家中有三位是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人员,违反了回避原则。

        他还认为,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疫苗在接种过程中所引起的不良反应,在贴标签的过程中经历过“高温暴露”的疫苗已属不合格疫苗,根据规定应该予以销毁。因此,怀疑因接种不合格疫苗而受到伤害,应该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非异常反应鉴定。

    • 然而,已作出鉴定结论的山西省卫生厅,并没有理会患儿家属的主张。2009年1月20日,易文龙一纸诉状将山西省疾控中心诉至太原市迎泽区法院。但至今已过一年多,法院并未给出立案与否的明确答复。易文龙为此每隔一段时间就到迎泽区法院门口“击鼓鸣冤”,为此甚至专门在迎泽区法院附近租屋居住。
    • 2009年底,栗文元离任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出国探亲。
    • 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收集到74户家庭的患儿资料,并对其中36名患儿家属进行了面访,然后发表了《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系列报道,其中详细列举了15名疑似接种疫苗后受损的患儿资料。

        该报道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热切关注。

    •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系列报道发表的当天,卫生部发布通报,要求山西省卫生厅尽快报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新的情况。
    • 但山西省卫生厅依旧坚持生硬态度,于3月17日晚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前述“报道基本不实”。3月18日,新华网又在首页发表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关于“疫苗事件”的访谈,题为《还原“山西疫苗事件”真相》。该报道没有具体记者的署名。

        在这篇访谈中,山西省卫生厅疾病预防控处处长李贵称,卫生厅对报道中涉及的15个病例进行了调查核实,在所能找到的10人中,只有一人被鉴定为疫苗接种异常反应,但接种的是一类疫苗,不属于报道中所说的所谓的“高温暴露”期间提供的疫苗。这基本与2008年卫生厅的鉴定结论一致。

        此外,李贵还引用昔日的“调查结果”来答复公众,称卫生部于2008年11月协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所谓的“高温暴露”A+C群流脑疫苗、乙脑疫苗和乙肝疫苗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全部合格;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于2007年11月在对疫苗进行例行检查时,也抽检了“高温暴露”流感疫苗,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 3月19日,北京律师李方平向山西省卫生厅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出四大类14项申请。
    • 每当有新的患儿家长找到陈涛安,他都会叮嘱他们,准备两份材料,写明自己希望有什么处理,然后用特快专递一份寄给山西省卫生厅,一份寄给他。3月21日,陈涛安和数名已公布联系方式的患儿家长,都收到了恐吓短信。
    • 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山西省政府3月22日下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重述了疫苗合格的结论,并称已紧急组织专家组进行核查。整个发布会历时仅20分钟左右就草草收场,引发了与会上百名记者的不满。
    • 3月24日,一份由山西省专家组出具、名为《关于网络报道15名儿童的基本结论》的文件即已传出。该结论称,媒体报道中涉及的15名儿童中,一名无疫苗接种史;八名儿童接种的是一类疫苗,不属于华卫公司管理,与“高温暴露”疫苗无关;三名儿童接种的二类疫苗是当地市、区级疾控中心自购疫苗,也与“高温暴露”疫苗无关;最后三名儿童接种的是华卫公司在2006年供应的第二类疫苗,但是不存在贴标签问题,因为贴标签是在2007年4月开始的。由此判定,这15个病例和所谓的“高温暴露”疫苗无任何关系。

        该结论还提到,贴标签是在疫苗入库或出库短暂的时间内完成。根据《药典》,疫苗在37摄氏度条件下保持48小时至七天,不影响疫苗的质量;同时,华卫公司的疫苗在2007年至2008年间两次抽检结果完全合格,由此得出山西供应的疫苗是安全的结论。

    • 令人不解的是,山西省2006年即已出现“贴标签”的二类疫苗,该结论却称贴标签从2007年4月开始。而且,按照王克勤和陈涛安的调查,田建国掌控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后,中心惟一的一辆冷藏车的冷藏设备就坏了,田建国一直未予修理。直到华卫公司撤离,车才被修好。“这样的车拉着疫苗,就像在闷罐里。”陈涛安形容。
    • 若果真如此,用这辆车运输的一类疫苗虽然没有被贴标签,却同样可能“高温暴露”。以接种一类疫苗为由进行否认,理由并不充分。
  • tags: ngo参与, k控制ngo, d倒退, x学术自由

    • 2010年3月25日,北大社会科学部发布公告,撤销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北京大学宪政研究中心等四家研究机构,并强调,自公告之日起上述机构不再挂靠北大,北大亦不再对其承担管理责任。
    • 突如其来的撤销决定使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下称妇女法律中心)措手不及。该中心副主任李莹在接受采访时说,是在看到公告后才得知此事。中心专家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也表示对此事不知情,尚未接到中心的通知。

        3月27日上午,妇女法律中心主要人员开会讨论此事,并决定由中心执行主任郭建梅律师统一发布消息。郭建梅表示,北大作出撤销决定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 2009年“邓玉娇案”发生后,该中心曾积极介入。据该中心发起建立的公益律师网的消息介绍,当年5月24日,该中心与北京益仁平中心共同发起“妇女人权与尊严维护暨邓玉娇事件法律研讨会”,从法律角度牵头关注邓案;26日,郭建梅以中心名义致电恩施警方,表达对此案的关注。此外,该中心律师万珏曾赴案发地了解案情,另一律师张荆也一直与邓的代理律师沟通案件情况。随后,该中心加入邓案“女界声援团”并发表 “让邓玉娇的悲剧不再重演!”的声明。6月14日,该中心致函恩施州法院、巴东县法院、巴东县政法委,表达希望邓玉娇能得到公正、公开的审理。
    • 2009年六七月间,妇女法律中心曾接到校方通知称,由于其利用国外资金资助一些敏感的公益性法律诉讼活动,以及对敏感性案件进行报道等原因,要求其与北大脱离关系。北大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后可进行研究活动,但是不要再参与具体案件的诉讼。
    • 此后,妇女法律中心又在广受关注的上访女李蕊蕊遭强奸案中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受害人的代理律师张荆便是受中心委派提供法律援助的。
    • 2010年,妇女法律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公益活动。包括1月8日在京举行的“公益律师网络第三届年度论坛”。此次论坛主要讨论了劳动权及就业歧视、针对妇女的暴力、公益诉讼与公益律师、公益律师网络未来的发展等社会热点问题,并邀请了70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律师、公益法机构和NGO、媒体人员。
    • 郭建梅认为,举办该论坛是“被撤销事件”的第三个导火索。
    • 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沈岿教授表示,公告中的措辞有误,使用“撤销”一词并不准确,应当是“取消”该中心名称。

        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官方网站的介绍显示,被“撤销”的北大公法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12月,2002年10月已经改名为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因此,此次被撤销的“公法研究中心”其实并不存在。

        沈岿教授介绍说,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处于正常运转之中,并没有受到“撤销”决定的影响。他表示,已经告知北大社会科学部改变公告中的措辞

    • “这是不该成为新闻的新闻。”曾为北大宪政研究中心主任的陈端洪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笑称,“是我自己向学校申请撤销这个中心(北大宪政研究中心)的。我这个人比较懒,不喜欢搞活动,纯粹是个人原因,没有任何政治因素,跟官方没有关系,并非什么制裁。”

        北大宪政研究中心是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下设的一个子中心。陈端洪教授称,该研究中心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机构,而是一个“虚体”。目前他本人没有成立新的研究中心的打算,“没有什么兴趣,这是个人性格的原因。”

    •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也证实,该中心近年来缺乏专职研究人员、没有资金注入、几乎没有学术活动是其被撤销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北大撤销法学院下属的三个研究中心属于正常的管理。
    • 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徐泓介绍,该中心被撤销属于学校正常的机构调整。徐教授表示,由于学校的研究机构数量众多,北大新闻学院原则上只允许设立10个研究机构。2010年1月,视听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后,超过学校规定的编制。因此新闻学院决定撤销财经新闻中心,把精力主要放在视听传播中心上。
    • 十多年来中心共接待各类法律咨询近70000多件,免费代理案件2600余件,其中包括100多件重大典型有影响的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
    • 2000年后,中心倡导建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协作网络,目前有全国28个省(市区)近百家律师事务所参与。2004年,中心又先后建立了中国妇女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保护及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三个专门工作组,2007年建立了“妇女权益保护公益律师网络”。
    • 尽管多年来保持低调务实,该中心还是获得巨大社会影响力。1998年6月、2001年1月和2005年7月,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及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夫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副专员威廉•梅尔•康、欧盟主席巴罗佐夫人及大使夫人分别访问该中心。多年来,中心还获得诸多媒体和组织评选的“十大最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中国公益事业杰出贡献奖”、“模范公益组织”等荣誉。
    • 郭建梅,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现法学院),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专职从事公益律师。多年来获得诸多荣誉,2007年,和高耀洁、王行娟、谢丽华一起,获得世界妇女权利组织“生命之音(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的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2010年1月,同中山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晓明教授一起,获得法国颁发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妇女自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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