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Diigo newsmarks 05/01/2010

五月 1, 2010
  • tags: b保密法修订, r人大代表立场, d定密行为, l立法历史, j救济, x行政复议, d定密纠纷, l立法建议, s受案范围

    • 今天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保密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大家纷纷表示,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明确规定了定密权限、保密期限和及时解密等,相比一审稿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在如何处理好保密和信息公开的关系上,应该有所体现。
    • 保密法第9条有关国家秘密的界定是否过于宽泛,”朱永新说,第9条列举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和“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等都属于国家秘密,其实,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科学技术发展,大部分涉及民生。在这些方面,过去有许多经验教训,如过去自然灾害的情况、数字,都是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救助和群众利益,现在对于这些事项是否应该界定为国家秘密,法律层面上应该解决
    • 朱永新还提出了关于涉密纠纷如何裁决的问题,保密法有部门立法的色彩,在保密与信息公开的关系上,过分强调了保密;在法律责任上,强调了泄密处理,忽视了定密失职,在第5章法律责任和第4章监督管理中,都没有看到关于涉密纠纷的处理问题。这就意味着,如果想到有关部门去查询信息,被以“保密”的理由拒绝后,有没有地方申诉?有没有建立一个有关定密、涉密纠纷的处理机制和救济路径?
    • 朱永新认为,为了对定密部门和人员加以限制,应该建立有关涉密纠纷的处理和救济机制,在保密法中,建立对于政府拒绝公开信息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政府有关机构和人员把某个本来不必也不该定为秘密的信息定为“秘密”,并且以此为理由拒绝公民对这个信息公开的申请,应该通过行政复议机关,甚至可以通过法院进行审查、裁决,希望在保密法修改过程中有明确的交待。
    • 南振中委员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修订草案第20条只是规定了“机关、单位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或者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或者有争议的,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但没有规定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国家秘密等事项发生争议时的法律救济渠道。现实生活中,政府机关有时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公民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予以拒绝,由于对定密行为是否属于针对具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存在争议,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定密行为寻求法律救济途径带来了困难。

          南振中建议,行政复议法明确规定国务院部门及各级政府的规定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修订草案最好参照这一规定,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政府机关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建议在第20条中增加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以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予以拒绝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 tags: b保密法修订, f法学家立场, r人大代表立场, g国家秘密与言论自由, p批评

    • 杨建顺教授则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立法中特别强调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服务商配合调查的义务,会不会给予这些企业以特别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审查公民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这可能给我们的信息传输安全带来了威胁。” 杨建顺教授称。

      因此,他建议应当在赋予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服务商配合调查和停止传输的义务时,一定要有一个“案件性”作为前置条件。也就是说,必须要是国家安全机关发现了泄露国家秘密的案件后,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才能够对有关信息进行审查;否则,如果没有案件性的前提,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服务商的这个权力“太可怕了”。

    • 我们既要强调政府信息公开,又要强调保守国家秘密。把特殊的矛盾的焦点定为互联网和公共信息的传播问题,我认为修订这条是符合当前要求和实际的。”汪光焘委员称。
  • tags: b保密法修订, r人大代表立场, x行政责任, d定密行为, l立法历史, f法学家立场, y隐私与国家秘密, x泄密责任

    • “所以,对于这一条的实行需要加大检查和监督的力度,定密前要给予检查监督,定密后也要定期进行检查,这样才能够及时发现实践中乱定密的现象。”周汉华称。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新增条款若想落到实处,必须确定定密的标准、定密的程序等相关的配套制度。

      “希望有一个科学定密制度,这是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问题。就是说,定密一定要科学定密。”参与审议的辜胜阻委员表示,要保证这部法律的严肃性,科学定密非常重要。

    • 据熟悉立法过程的人士介绍,二审稿第二十八条中曾对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服务商发现、报告和删除利用公共信息网络发布一些泄漏国家秘密信息的义务作了规定。

      在其规定的义务中,包括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国家秘密信息,而且要按照规定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及时删除这些涉嫌泄漏国家秘密的信息。

      有的常委委员、部门则提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泄密案件进行调查,往往需要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运营商、服务商给予配合和支持,因此建议对于这项义务要在法律中予以明确。

      据此,法律委员会经通内务司法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保密局研究后,建议在三审稿第二十八条增加新的内容,即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运营商、服务商“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泄密案件进行调查”。

    • 在分组审议中,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范徐丽泰委员则将这一条新增加的内容,放置于现实语境中,细化成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有关部门发觉或者有公民举报,运营商没有发觉,所以有关部门应该有权要求互联网、电信运营商、服务商立刻停止输送,保存有关记录,报有关部门并协助调查侦破工作;二是运营商自己发现,要立刻采取停止传输等等。

      “二审稿中只有后者,三审稿修改后,两个情况都包括进去。可是在行文上我感觉更倾向于前者,运营商自觉停止传输这一点不是太明显。”范徐丽泰委员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在这条中“再加以明确”。

    • “由于目前互联网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就保守国家秘密而言,仅仅依靠国家机关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样一条修改很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周汉华研究员表示,“有时候,根据犯罪的恶劣程度,公民隐私的保护在保护国家秘密面前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过,他同时强调,在实践中要注意公民隐私与国家秘密之间的界限,需要在主体上、程序上进一步明确。
  • tags: b保密法修订, r人大代表立场, d定密行为, l立法历史, x行政责任

    • 在本次分组审议时,有多位与会委员明确表示,很多本不应该属于保密的内容都加上了“保密”的字样,保密过宽、过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而定密过宽,也容易产生一些制度上的漏洞,给不法者以可乘之机。

      有参与审议的委员介绍,在西南某省曾发生这样一件事:省内20多个农村突然接到信用社发放贷款的通知,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申请贷款。村干部到信用社去查,对方却以内部机密为由,拒绝查实。“一定要防止打着保密的旗号,为腐败、投机提供方便,为基层工作设置障碍。对科学研究造成不便。”该委员表示。

    • 针对这一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新增一条规定,即三审稿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的相关规定:

      “机关、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对应当定密的事项不定密,或者对不应当定密的事项定密,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机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 对此条款,曾参与《保密法》修订的多位法律学者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认可。

      “增加定密不准和乱定密这一条,我觉得非常好,可以防止实践中的定密扩大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周汉华研究员对此表示赞赏。

      在他看来,在实践中有的部门或工作人员为了逃避责任,在可定可不定的情况下往往定密,这对信息的公开和流动性会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教授亦表示,新增加的条款明确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方面的义务,也能够更好的配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执行。

    • 周汉华教授则提醒立法者注意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即有些事项不定密,还较容易发现问题,一旦定密就很难发现其所存在的问题。

Posted from Diigo. The rest of my favorite links are here.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