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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go newsmarks 05/02/2010

五月 2, 2010
  • tags: b保密法修改, f法学家立场, t统计数据, r人大代表立场, l立法意图, l立法路径, l立法背景, x泄密责任, d定密行为, j解密, d定密纠纷, w外国的做法, m美国

    • 20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 人们注意到,2009年6月22日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保密法》修订草案,并未实现社会各界广泛的期许,该草案重在强化保密管理、严格保密责任;对于诸多公众关注的问题,如国家秘密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的边界、保守秘密与公民知情权保障的关系等问题,尚未做实质性调整。
    • “一密定终身”,导致大量已经没有保密意义的涉密载体堆积。很多地方和部门未适时调整国家秘密范围,甚至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等同于国家秘密管理,有的部门将所有文字材料及领导讲话一律纳入绝密或机密范围。据统计,中国每年产生秘密文件多达数百万件,相比而言,美国的数字只是10万件左右。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参加《保密法》修订草案的审议时曾举例,过去中央发布的涉农的“1号文件”也被定为“秘密”,只发到县团级,一个要给农民实惠的文件,农民自己却看不到。
    • 据清华大学副教授程洁的调研,全国各地大约有7%-20%的不予公开决定,是基于“涉及国家秘密”的理由。在有些情况下,某一政府信息在被申请公开之前还不属于国家秘密,在申请人提出公开申请之后就成了国家秘密。
    • 实际上国家保密局于1995年即启动了修法工作,1996年起草了修法草案,2007年草案上报国务院法制办。此后又经历整整两年修改,最终提交立法机关审议。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调研报告说,《政府信息公开案例》的实施对修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保密法》修订草案显示,纾解既有弊端并未受到重视。

    • 就在《保密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夕,全国人大内司委曾召开座谈会征求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不少专家认为,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保密应该是在保证公民知情权和信息公开情况下的一个例外。目前的法律基本上是从确保国家秘密安全角度规定,对信息资源合理利用规定不够,也没有注意保密与信息公开之间的衔接。
    • 在今年6月22日至6月27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期间,多数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应明确“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保密为例外”;保障、落实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

        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仅为行政法规,相比《保密法》而言,法律层级较低。多位全国人大常委还建议,中国应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

    • 对于保密义务主体,现行《保密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修订草案对此没有作调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陈斯喜表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保密义务上应当有所区分。一般公民所能知晓的信息,只要不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就是公开的信息,而且一般公民也无法判断知晓的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因此,保密的主要义务主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求每个公民都承担同等的保密责任是不合理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也表示,普通公民一般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国家秘密,他怎么去保守?即使碰到“国家秘密”资料,他也无法判断这是“国家秘密”,那还有什么保密的义务?她建议修改相关条款,做出确实到位的表述。

    • 《保密法》修订草案第26条规定,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服务商发现公共信息网络所传输的信息涉及泄露国家秘密的,应当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根据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删除泄露国家秘密的信息。
    • 就此,电信运营商和相关主管部门指出,运营商、服务商无权对网络总传输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审查和拦截,让他们承担发现、报告泄密信息的义务导致“权责不一致”。而且,运营商、服务商的工作人员也缺乏专业知识和能力来判断是否涉及泄密。

        不仅如此,一些专家还认为,要求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服务商主动发现和报告涉及泄密的信息,可能使公民的个人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到侵害。

    • 在定密权限上,《保密法》规定,“各级国家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都有定密权限。这一规定多年来被学界广泛质疑,因为其过于原则和宽泛,几乎可以将所有事项都纳入国家秘密
    • 陈斯喜介绍,在美国,只有总统、履行行政职能的副总统、总统任命的在联邦登记公布的有关机构负责人以及得到授权的政府官员这三类人,才可以定密;而定密的范围也规定得很细,主要限制在军事、外交、情报等几个非常具体的领域。

        美国的法律还特别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信息定密的情形——为掩盖违法低效或者行政管理失误;为阻止对个人、组织和机构不当行为的批评;为抑制竞争;为了阻止或者延误无须以国家安全名义保护的信息的公开。

        因此,陈斯喜提出,《保密法》修订应该有所借鉴,对定密权和定密范围等进行严格限制和具体明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认为,现行规定导致定密权下放的范围太宽,层级太低,标准也不统一。国家秘密的范围应该主要集中在中央机关层次,集中在重点的单位,并统一标准,适当缩小范围,提高定密的层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严以新则建议,应增加规定:“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保守国家秘密为借口,隐瞒各种违法事实。”

    • 对“一密定终身”的问题,此次修法在解密审查方面有所补充,但对保密期限的设置没有具体限制,对延长期限也缺乏足够制约。
    • 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加上具体规定,比如绝密级的事项保密期限期最长不超过30年,机密级事项不超过20年,秘密级事项不超过10年,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保密期限的,应经上一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 在定密监督程序和纠错机制,特别是定密异议制度方面,《保密法》修订草案没有什么改善。比如,公民对是否涉及国家秘密能不能提出异议、申请鉴定,定密导致权益受损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法律救济,规定的都不明确。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姜兴长由此建议,增加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条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对《保密法》修订提出的建议为:严格界定国家秘密范围并设立适时调整机制,明确非属国家秘密事项不得列入该范围,把国家秘密范围和知悉国家秘密范围都限定在最小;确定定密专职化制度,对定密主体进行限制性解释,明确其权利义务;补充完善定密、解密及密级变更程序、定密监督程序,完善定密纠错机制。
    • 《保密法》修订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的截止期限为2009年7月31日。立法机构将在此后对相关意见进行汇总,并据此对修订草案进一步调整,然后适时将改进的《保密法》修订草案再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根据中国《立法法》,一部法律草案原则上至少需要经过三次审议后,方能获得通过。

  • tags: b保密法修改, f法学家立场, f法规分析, f法律冲突, s上海, x信息公开原则, z知情权定位, z知情权人权化

    •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认为,保密和信息公开必须放在宪法的框架下讨论,《保密法》的修改应该确定“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的指导思想,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蔡定剑指出,《保密法》的修改非常重要,它已经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严重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它已经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社会开放以后,公民对信息的需求和权利增长的需求;不利于中国打造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要求;而且,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存在矛盾。

    • 首先,《保密法》必须确立“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指导思想,《保密法》的修改不会有大的进步。“如果还是‘以保密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公民要公共预算的信息,政府不给,要高速公路收费的信息,政府也不给,律师辩护也涉及国家秘密,这样的《保密法》有用吗?”《保密法》如果这样修改,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很大挑战。

        之所以要规定这个原则,从宪法理论上讲,是因为信息公开和知情权是宪法的基本权利。本来应该在《宪法》下面有一个《信息公开法》,《保密法》应是在保障信息公开的前提下的一个管理法,它必须服从宪法及其信息公开的基本权利。所以,保密在宪法权利面前只能是例外的情况,就像对公民自由而言,戒严只能是特殊例外情况一样。

    • 其次,要规定公民个人不能成为泄密的主体。保密是政府的事,政府手中才有秘密,没有守住秘密是政府责任。“公民手上没有秘密,怎么能成为泄密的主体?就像贪污也只能是国家公职人员一样。”如果公民去窃密,那是另外的问题和罪名,而不是泄密。
    • 第三,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为信息不公开纠纷提供一个争议解决的机制。政府不公开信息,当事人能够有途径申请救济。现在,很多公民提出要求公开信息,但政府说是国家机密,涉及这样的纠纷,需要有一个地方,能讨个说法。
    • 第四,应该把《保密法》与《信息公开法》一起制定。否则,一个讲信息公开,一个讲保密,必然冲突。《信息公开条例》刚颁布,社会影响很好,如果《保密法》的修订又“收回去”,社会效果不好。

        他进一步解释说,《信息公开条例》尽管不尽如人意,但至少确认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的指导思想,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其效力等级较低,毕竟体现了中国信息公开的新需要。但是,这与《保密法》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 在上海就有这样的情况,市级以上人员的编制是保密的。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是要公开的。这样,就有了保密和公开之间的矛盾。
    • 蔡定剑表示,《保密法》修订的定位涉及知情权的界定。“从世界各国的法律来看,知情权恐怕比言论自由还重要。”首先要有知情权,才可能有公民参与的权利。知情权成为基本权利已经是世界趋势。

        他分析说,知情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是满足人在自然界的生存需求的权利。到了现代社会,它又成为人获得生存发展重要资源的权利。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人民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有调查表明,中国有超过80%的信息是由政府机关掌握的。而政府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公开信息。

        “如果说知情权是一种自然权利,那么,其他人或者组织没有特殊原因,不应该限制或妨碍它。现代国家只是为了社会管理的需要,才对知情权施加限制。”蔡定剑说,从知情权的本来属性上讲,它是一项基本人权,应该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政府机关有义务保障公民享有知情权。除非根据法律规定,否则,不能限制。

    • 政府还要有举证责任,证明保守秘密是为了国家利益。但是,值得疑问的是,到底什么是国家利益呢?
    • 蔡定剑还分析了知情权的两个方面。知情权是由知情自由和知情权利两方面构成的。知情自由就是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受妨碍地从国家机关获得信息的自由。知情权利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国家权力机关、公共机关、社会组织请求公开信息的权利。了解了知情权的这两个方面,就能很好地解决国家保密的问题。

        在他看业,知情自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机关要最大限度地公开其掌握的信息,应该主动地公开信息,而不是限定公开信息的范围,任何人都能自由地获得这些信息。二是国家和各级政府机关不得干涉和妨碍公众自由获得信息。主要体现在,国家和各级政府不应垄断新闻报道。三是国家机关应该创造和改善公民获得信息的条件。知情权是一种请求权,需要被请求方履行一定的义务。

  • tags: b保密法修改, l立法路径

    • 于2009年6月22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将首次对《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进行审议。

        这是2009年6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委员长会议做出的决定。

    • 据《财经》记者了解,这项立法被列为“不宜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立法项目。因此这部法律修订草案的制定过程并不公开、透明,只限于政府系统内部进行讨论。
    • 根据6月15日委员长会议的决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于6月22日至6月27日在北京举行。
  • tags: b保密法修改, l立法历史, d定密行为, j解密, x泄密责任, g国家秘密定义, b报告, r人大立场

    • 明确保密部门的行政职权
        目前,国家保密局虽然名义上属于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之列,但是该局与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认为,中国现行保密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不尽合理,保密工作部门缺乏具体管理职能定位,机构不在行政序列,保密工作部门制定的保密法配套办法,大多由党内法规和一些规范性文件构成,与依法行政对行政主体、执法依据的要求不相适应。

    • 因此,此次修订的《保密法》草案对此做出了改动,所用的术语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修改为“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明确了保密部门的行政主体地位,这也为将保密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排除了障碍。
    • 法律修订草案还专门增设“监督管理”一章,具体规定了保密部门职责。首先是明确国家保密局具有规章制定权,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保密规章和国家保密技术标准。
    • 此外,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还具有保密宣传教育、保密检查、保密技术防护、泄密案件查处、对各机关单位保密工作监督指导等职权。例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机关、单位存在泄密隐患大,应当要求其采取措施,限期整改;严重违反保密规定,尚不够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对不适用处分的人员,给予警告和罚款;在涉嫌泄密案件中,对相关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以及属于何种密级,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鉴定;对从事涉密活动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实行保密资质审批等。
    • 除了前述的行政处罚权、处分建议权和“保密资质审查”管理权外,最为关键的职权是案件调查权。据现行法律,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于涉及泄密、窃密案件具有调查权。此次的草案特别规定,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或者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进行调查。草案还规定了相关调查权限,包括要求被调查单位和人员作出说明、调阅文件资料、暂扣、查封相关载体和设备、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等。
    • 对于现行保密制度的突出问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总结是——秘密范围过宽、密级过高、一定终身,增加了保密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有些该保的没有保住。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调研发现,多年来,各地随意定密现象比较普遍,定密偏高,缺少密级变更和解密机制,往往一密定终身,导致大量已经没有保密意义的涉密载体堆积。很多地方和部门未适时调整国家秘密范围,甚至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等同于国家秘密管理,有的部门将所有文字材料及领导讲话一律纳入绝密或机密范围。

    • 调研报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处理保守国家秘密与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关系是修改《保密法》面临的重要课题。
    •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对此次修法也提出了建议:严格界定国家秘密范围并设立适时调整机制,明确非属国家秘密事项不得列入该范围,把国家秘密范围和知悉国家秘密范围都限定在最小;确定定密专职化制度,对定密主体进行限制性解释,明确其权利义务;补充完善定密、解密及密级变更程序、定密监督程序,完善定密纠错机制。
    • 此次的草案在国家秘密的确定、变更、解除等方面的程序进行了部分完善。首先是规定了定密责任人制度。机关、单位负责人及其制定的人员为定密责任人,负责本机关单位的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工作。

        此外,限定了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草案规定,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应当根据需要限定在最小范围,尽可能限定到具体个人,不能限定到具体个人的,限定到机关、单位,由机关单位限定到具体个人。

    • 在解密审查方面,规定机关和单位应当定期对所确定的国家秘密进行审核;对在保密期限内不需要继续保密的,应当及时解密;对保密期限需要延长的,应当重新确定保密期限。
    • 但是相比存在的问题,这些改善还远远不够。比如,国家秘密的范围过泛、定密主体过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定密监督程序和纠错机制,特别是定密异议制度方面,没有什么改善;同时,公民因定密导致权益受损,可否申请法律救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问题,都不明确。
    • 而且,“一密定终身”的问题,因为对保密期限的设置没有最长期限的制约,对延长期限也缺乏足够制约,前述解密审查方面的改善依然很有限。
    • 另外,此次修法中被看成是亮点之一的定密责任人制度,不少法律学者也提出了担心,现有的保密责任制,包括此次修法中增加的追责制度,均是指向泄密或保密不到位,而对任意定密、定密泛滥几乎没有什么制约。在这种“压力导向”之下,可能会加剧定密责任人“宁错勿漏”的倾向
  • tags: b保密法修改, l立法历史, l立法意图, l立法路径, x新ICT技术推动, d定密行为, x泄密责任, g国家秘密与言论自由

    • 6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保密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立法机关审议。但与社会各界的广泛期待不同,此次法律修订重心在于强化保密管理、严格保密责任。而如何确定国家秘密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的边界,如何解决《保密法》落后导致的妨碍透明政府建设和公民知情权保障等问题,并不是此次修法的重点。
    • 修法应对信息化挑战
    • 据了解,此次修法主要考虑的背景是,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电子政务的应用背景下保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比如,信息存在的形态和运行方式由纸质为主发展到声、光、电、磁等形式,在现代通信和计算机网络条件下存储、处理和传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得人员的流动性增强、流向复杂,信息管制难度加大等。

    • 由于这项立法被列为“不宜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立法项目,《保密法》修订过程也很注重“保密”。据了解立法进程的人士介绍,对修法主要是在政府系统内部向各省级政府的和中央各部门征求意见,甚至没有召开过专门的专家论证会。
    • 现行《保密法》规定,国家保密工作部门会同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和其他中央有关机关规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同时,各级国家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按照该规定确定密级。

        也就是说,在权限上,“各级国家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都有定密权限。这是导致实践中定密泛滥的关键原因之一。

    • 但此次修法对此没有做出修改,只是对涉密机关、单位和涉密人员的保密管理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比如,规定涉密单位在发布信息、进行采购、对外交往与合作、聘用人员、举办会议等活动中应遵守保密制度;规定机关和单位应当确定保密要害部门、要害部位,并按标准配备和使用技术防护设施和设备。

        草案还针对从事涉密活动企业和事业单位确立了实行“保密资质管理”的制度。这些单位要经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合格才能从事相关业务。

        对于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按照涉密程度分为“核心”、“重要”和“一般”涉密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并对他们规定了审查、培训和出境审批等制度

    • 对于所有保密义务主体,现行《保密法》规定,不准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泄露”国家秘密。但是,修订草案将此改为,禁止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
    • 法律人士指出,这一改动问题非常严重。“涉及”相比“泄露”,不仅范围无限扩大,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很可能被任意解释,导致人人噤若寒蝉。
    • 草案还强化了保密法律责任,相关条文从原来的两条增加为六条,内容也更为缜密。除了有关涉及犯罪的规定外,还对一般违法行为行政责任等方面的规定。

        首先是增加了严重违反保密规定,尚未造成泄露后果行为的法律责任,可以依法给予处分。对不适用处分的人员,则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和罚款。

        对机关和单位,也增加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分、警告和罚款规定。

        对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服务商,公安、国安、保密行政管理机关和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具有处罚权;对进行保密资质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处罚权

    • 此次修订草案增加了针对涉密信息系统的保密措施。比如,将涉密信息系统也按照涉密程度分为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实行分级保护。草案还规定应当按照保密标准配备保密设备和设施,实现与涉密信息系统的“三同步”——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
    • 对于涉密信息系统中的保密行为,草案也规定了严格措施,例如,不得将涉密计算机、涉密存储设备接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不得在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涉密信息系统与互联网之间进行信息交换;不得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存储和处理国家秘密信息;不得擅自卸载涉密信息系统的安全技术程序和管理程序;不得在未采取保密措施的有线和无线通讯、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中传递国家秘密,等等
    • 草案还特别规定了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服务商的义务,他们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开展泄密、窃密案件的调查提供技术保障和日志记录。应当及时报告发现的传播涉密信息情况,并按要求删除涉密信息
  • tags: b保密法修改, l立法历史, l立法者解释, case湖北王柏明, l立法意图, b保密机关立场, g国家秘密定义

    • 2009年4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下称《保密法》修订草案)。会议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的发展以及电子政务的建设和应用,有必要对1989年开始施行的《保密法》进行修订。
    • 《保密法》坚持了传统的“以保密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以致存在定密标准模糊、范围过宽、程序不严、期限过长等弊端。

        比如,对于国家秘密的定义过于原则和宽泛,现行《保密法》列举的七大方面的事项,过于原则和笼统,而且范围广泛,几乎可以将所有事项都纳入国家秘密。

        《保密法》规定,构成国家秘密必须同时满足三个要素:即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经法定程序确定、在保密期限内限制知悉范围。但是,由于相关法律不完善,定密程序化机制缺失,“依照法定程序确定”这一要求往往被忽视。

        在确定国家秘密的主体资格以及权限上,现行法律没有严格规范和限制,不少单位和部门随意标注国家秘密标志已经习以为常,为避免“漏定”宁愿“错定”,国家秘密过多过滥,对违法定密行为几乎没有任何责任追究机制。

        此外,国家秘密“一定终身”,解密不及时的问题也非常突出。

    • 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当事人聘请律师须经侦查机关批准。在不久前发生的湖北王柏明案中,公安机关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禁止当事人聘请律师,导致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律师的执业权利也受到限制(参见财经网2009年2月19日“湖北王柏明案申请‘国家秘密’认定”)
    • 修改《保密法》的动议自1995年即提出,国家保密局于次年启动修法工作,其间数易其稿,2007年年底草案正式报送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已经开始修法调研。2008年5月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加剧了修改《保密法》的紧迫性。
    • 据国家保密局法规室主任张勇介绍,缩小国家秘密范围,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变更和解除机制,严格定密权限,规范定密程序,明确定密责任,防止定密随意,解决错定、漏定、滥定问题等,是《保密法》修订的重点之一。
    • 对国家秘密从确定、变更到解除,从产生运行到销毁的全过程、各环节,对涉密的所有人员、载体、活动、行业区域等实行统一管理,保证“全流程”的有章可循,成为修法的重要目标。

        而据前述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此次《保密法》修订草案增加了针对涉密信息系统的保密措施,加强了涉密机关、单位和涉密人员的保密管理,完善了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制度,明确了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强化了保密法律责任。会议决定,该修订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 国家保密局副巡视员郭杰撰文指出,对于知悉国家秘密的资格条件,应当改变目前按行政职务的高低决定知悉国家秘密的做法,把“根据工作需要”作为必要条件。

        郭杰还建议,应当从法律上明确哪些人、哪些部门、哪些单位享有国家秘密确定权;

    • 明确建立强制解密制度,产生国家秘密的部门、单位每年度应当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进行强制解密审查,对超过30年的绝密级国家秘密,超过20年的机密级国家秘密,超过十年的秘密级国家秘密,强制解密。
    • 对于公民和公权机关之间关于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能不能公开的争议,应当建立争议解决机制,比如由保密工作部门来判断和决定。

        另外,不仅要严格泄密的法律责任,还要追究随意定密、违法定密的责任,并建立相关司法救济保障机制,有关部门故意借口保密,封锁信息或因随意定密,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造成损害的,受害者有权要求经济赔偿。

  • tags: b保密法修订, y预算决算, s上海, f法学家立场, p批评, l立法历史, l立法意图, d定密行为, s涉信息公开诉讼, s受案范围, l立法路径, l立法协调, f法律冲突, l立法解释, l立法者解释, g国家秘密定义

    • 今年4月1日国务院原则通过的《保密法》修订草案,有望于6月下旬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不过,据《财经》记者了解,此次修订的重心放在了强化保密管理上。这显然与之前学界乃至公众的期望有着不小的距离。

    • 4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就举例说,以上海市为例,虽然闵行区推行了公共财政预算改革,但已经编制两年的《财政预决算表》文件,每次在人代会上都被收回;因为涉及“保密”内容,对全社会公开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
    • 呼吁修改《保密法》的呼声在社会上一直不断。各界普遍期望通过修改《保密法》,来最终确定政府信息公开和与保密之间的边界,从而解决法律滞后所导致的妨碍透明政府建设和公民知情权保障等矛盾。

        但实际上,上述问题涉及到的条款,在此次修订中并没有过多涉及。《保密法》应该确定怎样的修订原则和宗旨,也再次引起了诸多争议。

    • 现行《保密法》制定于1988年,并于1989年5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1995年,国家保密局启动修法工作,并于1996年起草了修改草案;但“十年磨一剑”,直到2007年才正式上报国务院法制办。

        之后,这项立法就被列为“不宜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立法项目。所谓征求意见,主要是在政府系统内部进行的,包括向各省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和中央各部门征求意见,并没有召开专门的专家论证会向专家征求意见。

    • 根据官方公开消息,此次《保密法》修订草案,增加了针对涉密信息系统的保密措施,加强了涉密机关、单位和涉密人员的保密管理,完善了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制度,明确了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强化了保密法律责任。

        “主要还是强化怎么保密。对于《保密法》来说,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第一位的;保密是原则,不保密是例外。”一位了解立法进展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 这些规定,是基于中国传统体制下的保密工作模式,坚持“以保密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制定的;国家秘密的范围本来就过于原则和宽泛,几乎可以将所有事项都纳入国家秘密。
    • 在权限上,“各级国家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都有定密权限,这导致不少单位和部门“宁错勿漏”,定密泛滥。
    •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次修法过程中也曾试图对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界定,包括对绝密、机密和秘密这三种密级作出量化标准。

        “但是,操作很困难,最后对前述规定没有大的修改。”前述了解立法进展的人士补充说。

    • 对于实践中争议很大的定密异议问题,现行《保密法》只是规定,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有争议的,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或者省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保密法实施办法》则进一步明确,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无相应确定密级权的,应当向上级机关或其他有权定密的部门申请确定密级。

        这些规定明确了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对于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属于何种密级的争议的处置权。但是,对于提出异议的主体是否包括公民个人,各界对此的理解不一致

    • 曾有人因申请国家保密局进行“国家秘密”认定未获回应,而提起行政诉讼。

        在2008年发生的湖北王柏明案中,公安机关就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禁止当事人聘请律师。当事人的亲属对此持有异议,于2009年2月17日向国家保密局提出申请,请求对该案是否涉及国家秘密进行认定,未获正式答复。今年4月8日,申请人以国家保密局行政不作为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但是法院认为,根据《保密法实施办法》,公民个人无权提起国家秘密认定的申请,故而该案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不予立案。

    •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吕良彪对此认为,如果公民个人无权对国家秘密认定提出异议,国家秘密不受程序规范和监督制约,容易沦为侵害公民权益的借口,公民因此遭受损害,将无法寻求法律救济。
    • 许多意见也希望《保密法》的修订中能明确定密异议处理的程序,并明确纳入司法救济,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一位了解《保密法》修订进展的人士介绍说,此次修法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涉及。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就认为,现行《保密法》已经严重不适应建立“透明政府”、“法治政府”和公民知情权实现的需要,《保密法》的修订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该保的密”当然要强化保密,但更重要的消除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的障碍,保障公民权利实现。
    • 2008年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明确了政府公开信息的义务。据悉,在该条例起草过程中还曾明文规定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不过,在之后正式出台的法规中,该条款却被删除。
    • 有意思的是,该条例出台后,各界的解读,包括政府一些高层官员的公开解读,都认为条例实际上体现了这一原则。但立法机关并未对此有明确解释,在公开表态中提的都是“依法公开”,而未提“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这一原则。

        分析人士表示,这说明决策层对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权衡的微妙态度。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应公开的范围大一些,则保密的范围就小一些。

    • 蔡定剑呼吁,在公民享有知情权、政府具有信息公开义务的情况下,政府对一项要确定为国家秘密的信息首先负有举证责任,要证明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因此,政府信息应以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则认为,信息公开制度与保密制度分别立法的格局,导致了各自立法宗旨之间的矛盾。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法律层级上只是行政法规,而《保密法》则是法律,法律层级不一样,更加剧了解决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矛盾的困难。

        他因此建议,应统一立法,确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保密只应作为其中“不公开例外”的一部分,而在其中作出规定。至于各项具体制度,则可以通过各项下位法解决。

  • tags: b保密法修订, l立法历史, d定密行为, g改变密级, j解密, d定密纠纷

    • 时隔半年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2月24日第二次审议《保密法》修订草案
    • 草案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一旦泄露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国家秘密”
    • 草案对定密权限进行了收缩,规定“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和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机密级和秘密级的国家秘密,具体的定密权限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这样乡政府就无权定绝密级文件
    • 草案还对涉密文件的解密进行了规定,避免了政府信息无限期保密,规定除了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不超过10年
    • 比如说,草案可以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一些事项不属于“国家秘密”,如规定财政预算等信息不属于“国家秘密”;另外,能否在人大下面设立一个独立于政府、对定密范围和定密级别进行监督的机构,公民对于“国家秘密”有异议时可以到这个机构寻求救济,法院也可以借助这个机构来判断政府的定密行为是否妥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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